四川
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时，已65岁的苏轼身患重病，长期仕途坎坷、辗转流放，晚年身患眼疾、肺病，身体机能持续衰退，理性认知与身体信号让他预判到生命尽头。他多次对家人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还提前整理诗文、与友人诀别。临终前数月，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尽显对生命终结的坦然认知。
晚年的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极度不满，长期的思想矛盾、家庭纠纷让他身心俱疲，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加上身体的隐性衰退，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终结预感”。1910年10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生命正在离我而去，必须在死前完成灵魂的救赎”。随后他毅然离家出走，途中患上肺炎，临终前对身边人说“终于解脱了”，仿佛早已预知此次出行便是诀别。
1936年，鲁迅长期被肺病折磨，体重骤降、咳嗽不止，常年熬夜写作、积劳成疾，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身体的明显衰败让他理性感知到生命即将落幕。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身体已垮，恐时日无多”，还提前整理手稿、安排后事，拒绝过度治疗。临终前写下《死》一文，列出“七条遗嘱”，对生命终结有着清晰的预判。
1955年，爱因斯坦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住院，拒绝手术时说“当一个人活到我这个年纪，该走的路都走完了，人为延长生命毫无意义”。他提前整理好相对论相关手稿，对秘书交代“无需为我的离世过度悲伤，科学的探索会继续”，最终平静离世。
科学家、艺术家等群体虽有强烈的精神追求，但长期超负荷工作（如居里夫人接触放射性物质、贝多芬熬夜创作）会加速身体损耗，当器官功能出现不可逆衰退时，身体会通过疼痛、虚弱、代谢紊乱等信号，让大脑形成“生命即将终结”的理性判断，尤其对自身健康有清晰认知的人（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更能精准捕捉这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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