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时,已65岁的苏轼身患重病,长期仕途坎坷、辗转流放,晚年身患眼疾、肺病,身体机能持续衰退,理性认知与身体信号让他预判到生命尽头。他多次对家人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还提前整理诗文、与友人诀别。临终前数月,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尽显对生命终结的坦然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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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极度不满,长期的思想矛盾、家庭纠纷让他身心俱疲,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加上身体的隐性衰退,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终结预感”。1910年10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生命正在离我而去,必须在死前完成灵魂的救赎”。随后他毅然离家出走,途中患上肺炎,临终前对身边人说“终于解脱了”,仿佛早已预知此次出行便是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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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鲁迅长期被肺病折磨,体重骤降、咳嗽不止,常年熬夜写作、积劳成疾,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身体的明显衰败让他理性感知到生命即将落幕。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身体已垮,恐时日无多”,还提前整理手稿、安排后事,拒绝过度治疗。临终前写下《死》一文,列出“七条遗嘱”,对生命终结有着清晰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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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爱因斯坦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住院,拒绝手术时说“当一个人活到我这个年纪,该走的路都走完了,人为延长生命毫无意义”。他提前整理好相对论相关手稿,对秘书交代“无需为我的离世过度悲伤,科学的探索会继续”,最终平静离世。
科学家、艺术家等群体虽有强烈的精神追求,但长期超负荷工作(如居里夫人接触放射性物质、贝多芬熬夜创作)会加速身体损耗,当器官功能出现不可逆衰退时,身体会通过疼痛、虚弱、代谢紊乱等信号,让大脑形成“生命即将终结”的理性判断,尤其对自身健康有清晰认知的人(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更能精准捕捉这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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