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虐待”入刑，婚前同居者有了法律新“盾牌”

针对网络热议的“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司法机关明确，该认定仅适用于刑法虐待罪等特定情形，旨在打击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不改变婚姻、财产等民事法律关系的既有规则。

这一界定源于最高检在反家暴日发布会上的表态。

实践中，类似“马某某虐待案”（长期精神虐待同居女友致其自杀）及此前备受关注的“牟林翰案”，均将具有实质共同生活、情感经济依赖且处于谈婚论嫁状态的同居关系，视同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进行惩处。

法律学者指出，此举主要是为了弥补刑法保护的结构性短板。

故意伤害罪门槛较高（需达到“轻伤二级”），难以规制长期、反复但单次伤害较轻的肉体及精神虐待。而虐待罪的“持续性、经常性”要件则能有效应对此类侵害。

这是一种针对现实危害的司法填补。

核心在于区分刑事与民事。

在财产方面，同居者仍按民法典“一般共有”原则处理，与夫妻共同财产制完全不同。

结婚证所代表的继承、医疗决策等一整套法定权利义务，不受任何影响。

中国刑法体系中，一直有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却在无数悲剧中反复显现的“盲区”。这个盲区，正是此次司法调整最深刻、最现实的驱动力。

它不是学者在书斋里的凭空构想，而是从一桩桩鲜血与泪水浸透的案件中，倒逼出来的生存命题。

我们的刑法，在处理暴力问题上，有一套非常刚性的标准。

其中最核心的一条线，叫做“轻伤二级”。

这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入门门槛。

听起来“轻伤”似乎不严重，但法律意义上的“轻伤”，和普通人生活中擦破皮、扭了脚的“轻伤”完全不是一回事。

根据国家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要达到“轻伤二级”，意味着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侧耳朵的听力永久性显著下降；可能是两根或以上的肋骨出现骨折；也可能是四肢任何一个主要关节的功能丧失了百分之十。

换句话说，你必须被打到留下确凿的、可鉴定的、且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身体损伤，刑法的大门才会为你打开。

这个标准本身，对于规制街头斗殴、寻衅滋事等社会面上的暴力，或许有其道理。但一旦把场景切换到门内，切换到亲密关系之间，它的残酷局限性就暴露无遗。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尤其是精神控制和心理摧残，极少会以“一次性造成轻伤”的戏剧化方式呈现。

它更像一种凌迟，是经年累月的、细雨湿衣式的折磨：是日复一日的辱骂、贬低、人格践踏；是持续的经济控制、社交隔离；是反复的、虽不致命却充满羞辱的推搡、巴掌、掐拧。这些行为，单次拿出来看，可能连治安处罚都够不上，更遑论“轻伤”。

但它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心理压力和绝望感，足以摧毁一个最坚强的人的意志，将其推向抑郁、自残甚至自杀的深渊。

如之前热议的牟林翰对包丽的所作所为，正是这种模式的极端典型。

翻看那些聊天记录，我们看到的是高频次、高强度的精神虐待：纠结过往、贬低人格、提出以堕胎换心理平衡等极其扭曲的要求。

一些话语像无形的刀子，刀刀不见血，却刀刀致命。

在传统的刑法框架下，直到包丽结束生命之前，牟林翰的这些行为，几乎无法被纳入任何一项刑事罪名进行评价。这就是法律的“结构漏洞”，它巍峨的大门只对达到特定伤害结果的“暴行”敞开，却将对人伤害可能更深、更隐蔽的“慢性毒杀”关在了门外，任其肆虐。

那么，当“故意伤害罪”这扇大门对许多亲密暴力关闭时，法律是不是就完全束手无策了呢？

并非如此。

我们的刑法里，还有一个相对“冷门”的罪名，叫做“虐待罪”。

它惩罚的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

这个罪名的刑罚看上去没有故意伤害罪重，但它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要件：“持续性、经常性”。这个要件，恰恰击中了亲密关系暴力的核心特征——它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种常态化的压迫。

于是，一个很现实，甚至带有些许无奈的法律适用思路，便呼之欲出了。

既然专门规制暴力的“大门”（故意伤害罪）门槛太高，许多受害者挤不进去，那我们能不能把旁边这扇原本为“家庭成员”设计的小门（虐待罪）开得大一些，让那些身处事实家庭、遭受长期虐待的人，也能有一个寻求正义的入口？

这就是劳东燕教授所指出的，通过法律解释进行的“补位”。

它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紧迫性的“适配”。

司法机关发现，虐待罪这个“旧瓶子”，其实非常适合装进“亲密关系长期迫害”这种“新酒”。因为两者在行为模式上高度契合：都是发生在存在紧密依赖关系的人群中，行为都具有反复性、长期性，后果都表现为对被害人身心的系统性摧毁。

将那些具有共同生活实质、形成稳定依赖和控制的婚前或离婚后同居关系，解释为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本质上是在现有法律工具箱里，找到了一件最趁手、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去修补那个显而易见的法律保护缺口。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有漏洞，为什么不直接修改法律，设立“亲密伴侣暴力罪”或者降低故意伤害罪的门槛呢？

这是一个理想的路径，但法律的修改是庞大而缓慢的系统工程，需要漫长的论证、审议和博弈。而受害者的痛苦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司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因法律工具的缺失而重复上演。

因此，在修法之前，通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指导下级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对“家庭成员”等法律概念作出符合社会发展现状和惩恶扬善目的的扩大解释，就成为了一种最务实、最及时的选择。

这体现了司法体系的一种能动性，一种在不突破法律框架前提下的“微创新”。

它就像给一套运行多年的复杂机器进行现场调试和部件优化，以确保它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依然能输出正义的结果。

这种“补位”突出的是中国法律体系运行中的一个现实逻辑：在理想化的、体系完备的立法蓝图，与复杂多变、问题频发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片广阔的“实践地带”。

司法实践，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的案例指导，就在这片地带扮演着关键的“桥梁”和“缓冲器”角色。

它用一个个鲜活的判决告诉社会：法律条文是静止的，但法律精神是活的；法律的定义可能有边界，但保护公民免受欺凌和迫害的责任没有边界。

当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模式（如长期婚前同居）产生了与传统婚姻家庭同质的伤害风险时，法律的目光就不能只停留在那张结婚证上，而必须穿透形式，看到背后“共同生活、经济交织、情感依赖、权力控制”的实质内核。

更重要的是，这种司法补位，实际上是在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倒逼整个社会更深入地思考暴力与关系的本质。

的危害性，不取决于它发生在哪里，也不取决于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有一张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证明。暴力的危害性，只取决于它本身对人的身体自主权、精神完整性和人格尊严的侵害程度。

无论是在神圣的婚姻殿堂内，还是在没有承诺的同居屋檐下，对一个人进行长期的、旨在摧毁其意志的折磨，其罪恶的本质是一样的，社会和法律对此的谴责与制裁，也应当是同等的。

当我们理解了这背后的“结构性漏洞”与“司法补位”逻辑，我们就能超越“这是否削弱婚姻”的浅层焦虑，看到一个更核心的进步，那便是中国的法律正在学习用一种更精细、更人性化的眼光，去识别和保护那些身处各种亲密关系形式中的弱势个体。

从单纯注重形式合法性，转向更加注重实质正义的分配，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司法体系正在变得更加敏锐，更有能力去倾听那些在传统法律框架下可能被忽略的哭泣，去照亮那些曾经处于法律阴影之中的角落。

这固然是出于弥补漏洞的无奈之举，但更是法律体系面对社会变迁时，所展现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修复能力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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