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知识生产不应躲在“纯学术”的壳里

作为田野调查一线的深耕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吕德文教授

拥有学术与现实的双重坐标

将街头巷尾的秩序碎片

化作知识公共性的追问

当我们以二十年的足迹

丈量城市边缘的生存逻辑

从城管与小贩的博弈

到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调研之深

更需在反思中抵达真相

我们摘录下文字在场的印记

将本届赛事导师的真诚分享

呈予关心真实世界的你

回到现场 我们保持思考 继续前行

以下是吕德文教授的演讲实录

前两个月，《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出版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也是困扰我多年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一名研究者，尤其是一名田野调查者，我们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对这个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我们这些调研者自身而言，这项工作又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职业，甚至生命的意义？

从2005年我第一次开展正式的专业调查算起，到今年2025年，刚好整整二十年。这恰好也与南风窗“调研中国”项目周期一致。二十年，对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已是不短的时光，对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旅程。

在《鲁磨路》的方法论部分，我也分享了一些相关的思考。“有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它既是现实的，也是理论的。其现实性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观念多元的社会中，知识生产如何产生公共性？我们做媒体的都知道，媒体天然具有公共性。新闻价值的核心动力之一，正是在于它能生成公共意义。

其实，调查研究也是如此。专业研究固然要立足于其专业性和科学性，但它最终要达成什么？除了推动本专业内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积累外，这些知识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对于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过去几年，我也做过一些专业写作，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我个人带来了直接而深刻的冲击。因此我愈发意识到：知识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生产者对自身角色的定位。

例如，在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只是个人的技艺，甚至很容易蜕化为一种防御性的解释策略——把知识仅仅看作一种“玩意”，标榜自己做的是“纯学术”。在学术前面加一个“纯”字，仿佛就能自洽地实现自我娱乐、自我演绎，无需与外界互动。但如果一个知识生产者仅靠加上“纯”字就让自己的研究显得高大上，那么对大多数本应具有公共关怀的人文学科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回避，而非值得追求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写作者、一个研究者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增进相互理解、强化社会共同体的建设，那么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成为知识公共性生产的重要源头。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同行，大多数调查报道或研究工作的初始驱动力，往往源于满腔热情。但热情付诸实践之后，结果未必如我们所愿，不仅未必能实现公共性建设的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我们本意是厘清事实、促进理解，但现实中，这些努力却常常事与愿违，甚至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撕裂的载体。因此，知识的生产过程本身也有其专业性和内在规律。

关键在于，我们这些知识生产者是否能够科学、有效地把握其中的边界与机制，并通过具体的故事去呈现社会结构。这一过程本身，就深刻影响着公共性的生成。

我想强调一个至今无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从一开始就带有公共标签的知识，其传播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者，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使用者，而是与传播渠道、传播技术，以及当前知识界日益大众化的趋势密切相关。

正因如此，在今天这个复杂的学术生产体系中，要做出既有专业质量、又有公共价值的研究，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客观而言，作为个体，我们很难掌控整个学术生产体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自身，对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目标有清晰的认知。

“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著名命题，大家都不陌生。这句话蕴含着强烈的革命性与行动力，它强调知识必须介入现实。坦白说，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们的行动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我自己在早年写作时，常常看到某个现象就“非写不可”，情绪冲动，觉得不写出来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社会，总期待产生某种效果。

今天我重新回看当年那些看似“喧闹”的，甚至产生超乎我预料的影响的写作，最终却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世界缺了谁，都依旧照常运转。即便缺少某一部分的知识，缺少某个真相，这个世界依旧会运转得很好。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确实带有知识虚无主义的色彩。

一定程度上，如今的知识分子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产生自己的专业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专业学者。得益于大众传播的发展，我经常看到许多并非来自学界的人，对某些现象的研究反而比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更深入、更切中要害。

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或“学者”概念已经高度泛化。我们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所谓“专业研究”的人，未必比那些所谓的“外行”更专业。这也促使我反思：为什么来自产业界、研究自身行业问题的人，往往比我们这些学院知识分子研究得更好？

这其实并不复杂，也很好理解。葛兰西早就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大众结合。他们之所以研究得更到位，正是因为他们“置身事内”——在实践中反思、在情境中理解。他们与产业结合，他们研究的问题都是真问题，因为他们的产业正面临着这些问题。

遗憾的是，当前的学术体制高度体制化，这使我们这些学者、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可以躲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的群体，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我们可以不和社会接触，我们可以不回应社会的需求，我们可以沉浸在一整套完全封闭的运行流程之中——从议程设置、论文写作，到项目申请、成功获奖，不与外界产生真实连接。

这种做法甚至还不如南风窗“调研中国”所倡导的的理念先进。“连接真实的世界”这句话本应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如今成为了一句近乎虚无的口号，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我们过去常说知识分子应该超越阶级、超越利益，与底层大众结合，但结果却是，我们反而成了一个孤立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好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回归一个根本：今天的知识界，尤其是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应当重新将自己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在从事专业工作的同时，也要不断思考：这个专业在共同体中意味着什么？我的角色、我的定位是什么？因此，我们得公开自己的研究立场。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你做的是一个“纯学术”研究，那就直接告诉大家，你就是想要一个饭碗而已，其实大家也都能理解。如果你就想为资本家发声，那就直接表明，这也没问题。同样，你说我就是为底层大众发声，那也可以。任何研究，只要能和实际结合，哪怕目的再不堪，也要比那些把自己包装成“清流”的研究好。

把立场摆明白，是做有机研究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就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做的研究、生产的知识与特定的利益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你是有悖于他们的利益，还是为他们发声的？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想清楚。

此外，知识是有限度的。过去我们太过狂妄，总觉得自己研究的东西是最好的。但现在我越发感觉到，你做的研究越多，接触社会的角度越多，就越明白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局部。

我们的研究工作不仅是一个姿态，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行动。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背叛”自己的阶级——因为专业的研究意味着，它要去利益化；而知识的公共性意味着，它不能仅仅是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当然，从整体来看，专业知识增进了社会进步，最终还是会反馈给每一个利益群体。

真正的专业性、真正的公共性来自它的科学性。我们需要深入“事内”，才能形成内部视角。比如面对A、B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只有同时理解双方，最后才有可能弥合他们的分歧。

因此，公共知识并不属于我们生产者，而是属于使用者。任何一个事实一旦公开，就要承受质疑；任何一个观点一旦被使用，就会被重新阐释；任何一个思想一旦流行，都是选择的结果，特别是我们做出的公共选择。

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意并非如此，只是表达我的个人想法，却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响。为什么会如此？其实是每个人都会带入自己的情绪、视角和目的，他们只是借我的话去讲另外的事。

在此，我还想再次呼吁一下，“调研中国”的主题特别重要——“连接真实世界”。在我看来，“连接真实的世界”最本质、最有价值的并不在于调研的内容能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而在于调研本身所具备的意义，它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让普通又真实的世界被看见。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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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 南风交响计划 —

演讲｜吕德文

文字整理｜吴苇菁 刘俐杉

编辑｜吴苇菁

审核｜黄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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