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特务头子丁默邨被捕，一年后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丑态百出

“1947年7月5日凌晨三点，你该上路了。”狱警的话音刚落，丁默邨一个激灵，从木板床上栽了下来。这个细节后来被同监号的犯人反复提起——那一刻，这位昔日上海滩“丁屠夫”脸色煞白，嘴里只剩“别、别、别”三个字。

倒回二十个月，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汪伪集团轰然散架。和多数汉奸一样，丁默邨第一反应不是认罪，而是找退路。他先给戴笠发加密电报，再托人在重庆帮他“洗白”。不得不说，他对情报渠道的掌控依旧老辣，只可惜时运站在了人民一边。戴笠1946年春机毁人亡，丁默邨赖以藏身的那条线也随之断掉。

南京当局面对遍地请愿的遗属和市民游行，不得不作出姿态。1946年3月，丁默邨在苏州石路一家小客栈被抓，当场搜出两把盒子炮和一沓金圆券。审讯记录里写着一句口头禅：“我是做事的人，不是做决定的人。”听上去想推责任，骨子里却透着刁滑。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对他并非马上亮刀。高等法院先后发了三次通告，给他足足半年时间让他“补充材料”。名义上程序正义，实则想从他嘴里掏情报。丁默邨也不傻，一边交待小案子，一边拼命删改核心机密，典型“掏空式”招供。

1946年9月21日那场公开审判，南京城几乎万人空巷。检察官罗列的罪状光编号就有三十七条：暗杀、绑架、贩毒、劫财、纵火……条条带姓名、带时间、带地点。“76号”的档案终究没有被他烧净。坐在被告席上，他抖着手递交长达两万字的《自白书》，把自己包装成“受命于政治漩涡的悲剧人物”。庭内外嘘声一片。

审判推到最高潮，是三位幸存者当庭指认。杨虎、陈连升、周素清先后露面，袖口里那一道道旧疤触目惊心。三人异口同声：“就是那个人，抓、审、打都是他下的令！”丁默邨低头不语，只拿舌尖湿润嘴唇，像极了被逼到死角的獾。

1947年2月8日判决书正式落槌：死刑，立即执行。然而真正执行拖到了夏天，原因并不复杂——家属四处活动，希望改判无期。此段时间里，丁默邨在老虎桥监狱养成了怪癖，每天黎明时分摸脉搏，记心跳。狱友回忆，他常念叨一句话：“活一天算一天，横竖都是赚的。”

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请了算命先生。对方掐指一算：“端午前后三日，小心。”丁默邨信以为真，端午节当天紧张到几乎晕厥，偏偏行刑令迟迟未下。劫后余生的错觉让他夜里嗑瓜子、讲上海黑话吹牛，自称“真命不该绝”。结果刚过一个月，狱警推门而入，终局来了个措手不及。

行刑当日，南京阴云低垂。丁默邨被拎到走廊，他的腿立刻软了。一名法警皱眉：“自己走，别脏了地。”这话把他吓得尿湿囚衣，整条裤腿发黄发臭。围观的看守评语只有四个字——“恶犬末日”。

一路到刑场，他试图套近乎：“我家里还有老小，能否……”话未说完，黑布蒙上双眼。枪声两下，身体前倾，一脚踢翻身下木凳。记录员写道：“行刑顺利，无他。”这简单五字，结束了一个屠夫的生命，也给无数被害者的家属送去迟来的答案。

回看丁默邨的前半生，路径并不复杂：私塾—共青团—国民党—军统—汪伪。“往哪吹风就朝哪倒”，一句话概括。读他的履历，能察觉一个危险公式：能力加野心减掉底线，结果只能是罪恶。新旧档案交叉比对，丁默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死亡数字，学界普遍认定在三千人以上。这个数字每出现一次，常德老家就有人在祠堂贴白纸，表示与之决裂。

1949年后，上海市委社会部清理旧案，发现丁默邨在1943年用名“丁梅生”签发过一份处决令，受害者恰是执行地下情报的大学生。案卷边角有一行铅笔字：“以资警戒。”这行字直到今天仍让研究者心里发寒。

有人问，丁默邨有没有悔意？从最后的表现看，他害怕死亡，却从未真正悔罪。怕死是动物本能，悔罪需要人性光亮——可他早在76号的酷刑室里，把那点光亮亲手熄灭了。

对于历史写作者而言，丁默邨并非个案，而是沦落者的镜像。乱世里，选择比能力更重要。一旦站错队，走到黑就只剩深渊，再高的权位、再厚的家底，也换不来子弹的偏离。今天研读此案，不是为了快意恩仇，而是提醒后来者：当利益呼啸而来，底线若失，一切尽毁。

行文至此，丁默邨的结局已无悬念。那口子弹划开的血洞，比任何严词控诉都有说服力。罪恶不是抽象名词，它在南京城外的荒草地里，留下一个沉重又冰冷的横躺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