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是个穷小子，是他帮我当了兵，还把闺女嫁给我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74年的那年冬日。

那时，我是个刚满十八岁的后生，初中毕业，家徒四壁，世代与黄土为伴。读不起书，只能在家和父辈们一起下地劳作，但心里却总是不甘。

恰巧我看到村部土墙上、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征兵通知。

这征兵通知，顿时在脑海里久久作响，让我仿佛看到一道改变命运的光。

毕竟当兵，是当时像我这样的贫农子弟能走出大山、见识外面广阔天地的唯一途径。

可是同时，我又担忧起来。全公社名额就那么几个，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论家庭，我家是村里数得着的困难户；论背景，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连村干部的家门朝哪开都不清楚。

我唯一的“非常之处”，大概就是农闲时总爱蹲在村部那间杂物兼办公室的屋子里，如饥似渴地翻阅那些过期许久的报纸。为此，我没少听乡邻们的调侃：“永春，字里行间还能刨出金疙瘩来？”

“真是个书呆子哟！”这些善意的嘲笑，像细小的麦芒，扎在年轻而敏感的自尊上，让我在人多时越发沉默，只能把对外面世界的全部向往，都寄托在那几张泛黄的报纸上。

体检倒是顺利通过了，我这副从小干农活练就的身板，结实得很。

可我心里明白，体检过关只是拿到了入场券，真正的较量在后面的评议。

那天，我躲在人群后面，听着屋里传来的争论声，心提到了嗓子眼。

果然，有人推荐张家的儿子，有人说李家的侄子更活络，轮到我的名字时，现场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有人含糊地说：“永春嘛，人是老实，肯下力气，就是……有点闷，书生气重，怕到了队伍里吃亏。”

就在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声音。是村支书赵德山赵叔！他磕了磕旱烟袋，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我说两句。我看永春这娃，行！当兵保家卫国，不光要力气，更得要脑子，明事理！他爱读书，这是优点！咱村要送，就送这样的好苗子！我赞成林永春！”

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巨大的狂喜之后，是汹涌而来的感激。

回到家，母亲激动得直抹眼泪，父亲则闷头抽着烟，半晌，对母亲说：“娃他娘，把咱秋天攒的那半斤核桃拿出来，让永春给支书送去。天大的恩情，咱不能忘了本分！”

那半斤核桃，是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手帕包着的，捧在手里，我却觉得有千斤重。那是一个贫寒家庭能拿出的、最郑重的谢礼了。

那天晚上，月色清冷，我揣着这包滚烫的心意，再次站在赵叔家门前，手举起又放下，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的感谢话，在敲门的那一刻全忘光了。

是赵叔亲自开的门，他见到我，似乎并不意外，侧身让我进屋。

屋里点着煤油灯，光线昏黄，却比外面暖和多了。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双手把那包核桃递过去。

赵叔没有接，他示意我坐下，自己又装了一袋烟，深吸一口，才缓缓说道：“永春，你的心意，叔懂。但这核桃，你拿回去，给你爹娘补补身子。”

看我急着要说话，他摆摆手，语气严肃起来：“我推荐你，不是图你这点东西。我是觉得你是块好料，值得栽培！你爱读书，求上进，这比啥都强。记住叔的话，到了部队，好好干，干出个人样来，就是对我、对咱清河村最好的报答！男人家，眼光要放长远，心胸要开阔！”

那包核桃，最终原封不动地被我捧了回来。

但赵叔那番话，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和一颗感恩的心，我告别了亲人，走进了绿色的军营。

部队的生活，是全新的天地，也是艰苦的锤炼。

队列、战术、体能训练……每一项都不轻松。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起赵叔的期望，想起家乡的厚土，再苦再累我也咬牙坚持。

我不仅训练刻苦，政治学习也格外认真，把爱读报的习惯带到了连队，还经常给团里的广播站写稿子，渐渐成了连里的“笔杆子”。

我时刻记着赵叔说的“眼光要放长远”，不满足于当一个只会喊口号的大头兵，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文化知识。

当兵第三年，因为我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8年，被推荐去参加预提干部培训，于1979年3月份提干，成为连队的三排长。

1979年冬天，是我入伍后第一次获准探亲。

此时的我，穿着四个兜的干部军装，胸脯挺得笔直，心里装着满满的成就感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用积攒的津贴买了两瓶好酒，再一次踏进了赵叔家的门。

这一次，我的脚步是踏实的，心情是喜悦的，只想好好敬赵叔一杯酒，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开门的依然是赵叔，他见到我，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好小子！精神！像个当兵的样子！”

赵婶也闻声出来，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

就在这热闹的当口，从里屋走出一个姑娘，穿着一件素净的碎花棉袄，围着红围巾，眉眼弯弯，笑容像冬日里的暖阳。

赵叔笑着介绍：“这是我闺女，小梅，在公社中学当老师，刚放假回来。”

“永春哥。”她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声音清脆。

我的目光和她对上，心里莫名地慌了一下，赶紧点头回应。

那顿晚饭，吃得格外热闹。

赵叔仔细问着部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赵婶看着我这个她眼中的“出息后生”，越看越喜欢，话赶话地就问到了我的个人问题：“永春呐，在部队上，谈对象了没？”

我老实回答：“婶子，还没顾上呢。整天不是训练就是学习，也没遇上合适的。”

赵婶还想再打听，一旁的赵叔眯着眼睛，看看我，又瞅瞅旁边低头浅笑的小梅，突然哈哈一笑，声音洪亮地说：“我看你俩就挺般配！永春，你觉得小梅咋样？要不，你们年轻人先通通信，了解了解？”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我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心跳得像擂鼓。

小梅也羞得喊了一声“爸”，脸颊飞起红云。桌上气氛一时有些微妙的尴尬，但奇怪的是，我心里除了窘迫，竟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窃喜。

赵小梅老师，知书达理，温婉大方，像山涧里清澈的溪流，悄然流进了我的心田。

回到部队后，我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铺开信纸，第一次给一位姑娘写信。这比让我跑五公里负重越野还要紧张，字斟句酌，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像汇报工作一样，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在部队的生活、学习和思考。

信寄出去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每一天都显得格外漫长。

当我终于收到小梅的回信时，几乎是颤抖着手拆开的。她的字迹清秀工整，文笔流畅自然。她给我讲她班上的孩子们，讲他们求知的渴望和顽皮的趣事；讲她教学中的困惑与收获；讲她对乡村教育未来的朴素梦想……

她的信，像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个同样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世界。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书信往来。薄薄的信纸，承载着厚厚的思念和两颗逐渐靠近的心。我向她描绘军营的号声与橄榄绿，她向我诉说乡村教室的晨读与晚霞。

我们讨论保尔·柯察金的坚韧，也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在文字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彼此的精神世界如此契合，那种基于理解和共鸣的情感，比任何轰轰烈烈的告白都更加坚实、深厚。

情愫，便在这一次次的鸿雁传书中，悄然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

1981年春节，我和小梅在亲友的祝福中，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没有丰厚的彩礼，没有排场的宴席，但我们有最珍贵的嫁妆——彼此的了解、信任和深深的爱意。

婚后，我们相互扶持，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我在部队当到副营长，然后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县发改委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负责，我从普通科员一路进步，最后在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小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她热爱的乡村讲台，把无数孩子送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如今，我们都已退休，鬓角染霜。儿孙绕膝的傍晚，我常常会想起这一生的历程。我常对孩子们说：“我这一生，最要感恩的，就是你们的外公，他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还成全了我美满幸福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