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被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老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1978年10月，北京已经入秋。天气转凉，寒风开始吹过街头。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很严肃。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坐在那里。他正在和一位官员谈话。

这位官员叫林乎加。他刚刚从天津赶来。他走得很急，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甚至沾着尘土。他看起来很疲惫。面对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说好听的话。他没有感谢领导的提拔。他开口就拒绝了新的任命。

“主席，这个任务我接不了，”林乎加说，“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

这不仅是一句抱怨。这是一句大实话。如果你看一看他在过去十个月里的经历，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那一年的年初，他在上海。他在那里负责一件大事，就是建设宝山钢铁厂。他每天都在和人谈判。到了6月，中央发了一份命令。他必须离开上海，去天津。

天津当时有很多问题。地震过后，城市需要重建。高考刚刚恢复，学校需要招生。林乎加在天津忙得团团转。现在是10月，他刚刚熟悉了天津的街道。新的命令又来了。中央让他去北京。他在天津的办公室里，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箱子里的衣服还是折叠好的。

华国锋看着林乎加。他看出了这位干部的急躁。他理解林乎加的心情。但是，华国锋没有改变主意。

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北京是首都。北京面临着很多困难。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人们的思想也很乱。中央需要一个人。这个人要懂经济。这个人要敢干事。这个人要能打破僵局。华国锋告诉林乎加，这是组织的决定。北京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干。

林乎加沉默了。他最终接受了命令。他这种“屁股坐不稳”的状态，正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国家需要这样不停奔跑的人。

林乎加不想离开天津，是有具体原因的。他在那里做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他担心自己一走，这件事就黄了。

1978年的夏天，高考进入了第二年。那一年，天津的考生考得很好。很多年轻人的分数都很高。他们过了录取线。他们应该上大学。但是，天津的教育部门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大学装不下这么多人。

那个年代的规矩很死。学生上大学，必须住在学校里。这是铁律。可是，天津在两年前刚刚经历了大地震。那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了天津。很多大学的宿舍楼震坏了。有的墙倒了，有的房顶塌了。学校没有钱修，也没有时间修。

宿舍不够，就意味着不能招生。按照老规矩，这些学生不能入学。几千名优秀的年轻人，眼看就要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教育部门也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建议，减少招生名额。

林乎加看到了这份报告。他非常生气。他不同意减少名额。他也不想等待国家拨款盖楼。盖楼需要审批。盖楼需要施工。这至少要等两三年。学生们的青春等不起。

他把天津大学的校长找来。他把南开大学的校长找来。他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个方案很大胆。

“走读，”林乎加说。

大家都很吃惊。林乎加接着问：“谁规定上大学必须住校？你们看看国外。国外的大学生很多都是走读。天津的学生，家就在本地。他们为什么不能晚上回家住？”

这个提议打破了所有的传统。在场的人有顾虑。有人担心不好管理。有人担心教学质量会下降。林乎加打断了他们。他不想听困难。他只想解决问题。

他做了一个决定。利用现有的资源，马上办学。

他派人去市区里找空房子。他们找到了中学的空教室。他们找到了工厂的闲置礼堂。他们甚至找到了仓库。工人们把仓库打扫干净，摆上桌椅。

林乎加把这些地方改造成了大学的“分校”。

硬件解决了，软件怎么办？林乎加让名校负责。南开大学的老师来了。天津大学的老师来了。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没有抱怨条件苦。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他们去居民区上课。他们去工厂旁边上课。

这些分校的学生，用的是一样的教材。他们考的是一样的试卷。他们毕业后，拿的是一样的文凭。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白天来上课，晚上回自己家睡觉。

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切。

那一年，天津多招了将近一万名大学生。这些年轻人本来会被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林乎加的“走读”政策，他们走进了课堂。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林乎加不想走的原因。这些分校刚刚挂牌。教学秩序刚刚建立。他担心自己一走，政策会变。他担心这些临时学校会关门。他担心那些刚看到希望的学生会再次失望。这就是他对华国锋说“屁股没坐稳”的真实含义。

带着这份遗憾，林乎加来到了北京。

他很快发现，北京的问题更难。北京的问题更急。1978年的北京，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紧巴。最大的问题是“吃”。

当时，蔬菜供应由国家统一管理。这叫统购统销。国营菜店垄断了一切。但是，他们的服务很差。

一到冬天，北京就更难熬了。市民的餐桌上只有三样东西：大白菜、萝卜、土豆。你想吃一块豆腐吗？你需要在寒风中排队。你可能要排几个小时。如果你想买一点绿叶菜，那简直是做梦。

是因为没有菜吗？不是。

在京郊的农村，地里有很多菜。农民种了菠菜，种了韭菜。但是，体制有限制。农民不能进城卖菜。城里的国营商店也收不过来。

这就造成了一个荒唐的景象。一边是城外的蔬菜烂在地里。农民把菜当肥料。一边是城里的市民拿着钱买不到菜。大人小孩都吃不上新鲜蔬菜。

林乎加看到了这一切。他去了崇文门菜市场。他看到了排队的长龙。他看到了空荡荡的货架。他听到了市民的骂声。他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买卖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让老百姓吃饱，就是最大的政治。

他决定打破这堵墙。

在市委会议上，林乎加提了一个建议：允许农民进城卖菜。

这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这是大事。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人说这会破坏计划经济。有人反对。

林乎加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如果国营商店解决不了，就让农民来解决。谁能让老百姓吃上菜，谁就是好样的。

他下了一道命令。开放市场。谁也不许阻拦农民。

如果你在1978年冬天的北京街头，你会看到从未有过的景象。

一辆辆手扶拖拉机开进了城。一辆辆马车开进了城。车上装满了绿油油的蔬菜。农民们在路边摆起了摊位。他们把新鲜的菠菜卖给市民。他们把新鲜的韭菜卖给市民。

北京人的餐桌变了。冬天不再只有白菜和土豆了。国营商店的垄断被打破了。市场活了。老百姓笑了。

这种模式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菜篮子工程”。它成为了全国城市改革的样板。

林乎加在北京也没有“坐稳”太久。他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后来，他又被调到了农业部。

回顾1978年，林乎加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从上海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他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很短。他没有时间去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他没有时间去享受权力的安稳。

他总是在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在天津，他解决了年轻人的读书问题。在北京，他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那句“屁股还没坐稳”的抱怨，现在听来，有了新的意思。它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干部是如何工作的。他们不属于自己。他们属于国家。他们属于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林乎加用他个人的“不稳定”，换来了社会的“稳定”。

那些在简陋分校里读书的天津学生，可能不知道林乎加是谁。那些在冬天买到新鲜蔬菜的北京市民，可能也不知道他在中南海里的那句抱怨。

但是，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因为这位匆匆过客的一个决定，他们的命运改变了。这就是历史对一位实干家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