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突围：梅州两名地下工作者的惊险撤离经历

答案：只需要点击上方的蓝字《梅州V生活》关注即可

来源：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

●徐博东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人民欢天喜地，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在中国台湾，以当年8月发生的“基隆中学案”为肇端，白色恐怖蔓延整个台湾，中共地下组织正遭受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酷的清剿和迫害，损失惨重。

其时，作为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笔者先父徐森源，正在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主委）任上。形势日趋严峻，曾任基隆中学训导主任的父亲有暴露身份的危险。10月中旬，党组织经再三权衡，决定让我父亲撤离台湾，并通知他到台北去找王致远，和王致远一起撤离。

王致远（1918-2005），广东潮州人，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丘念台的秘书（同时也是丘的女婿）。“基隆中学案”发生后，也牵涉到王致远。跟他单线联系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张志忠指示他设法尽快撤离台湾。

（一）

1949年10月13日，父亲向秘书交代好工作。次日一大早，只简单收拾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装进一个小皮箱，身着平日出门常穿的西装，先是吻别了两个孩子，再和阿妈深情拥抱，随后登上北行的火车，离开台中前往台北。行前的头天晚上，父亲骗我妈说：“阿妈托人捎话来，说她病重，要我赶紧回去相见，我必须回蕉岭老家一趟，很快就会回来！”

到达台北后，已有相当隐蔽战线工作经验的父亲，并没有径直去找王致远，而是首先到国民党省党部拜访徐白光。

徐白光，广东蕉岭县城西人。于公，徐白光时任国民党省党部组训处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于私，是我父亲的同乡同宗。父亲要回蕉岭家乡，于公于私向徐白光告假辞行，名正言顺，合乎常理。其实，父亲自从接任国民党台中县党部书记长后，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下功夫与徐白光“拉关系”了。每次到台北，父亲必定带着礼物到他府上登门拜访，喝茶聊天拉家常，打麻将，有时就在徐白光家中留宿，跟他全家混得很熟。

父亲与徐白光的这层特殊关系，关键时刻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得知我父亲要回蕉岭老家探望母病，徐白光不但立即准假，难得的是还送上若干“银两”，并满口答应我父亲：“在台北等候航班期间，住在我家里不成问题！”就这样，父亲就在他顶头上司徐白光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潜伏了下来。

1945年10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妇与长子博东摄于蕉岭老家。

（二）

父亲表面平静，实则心急火燎。在台北安顿下来后，当晚便到王致远家中造访，商量转移的具体细节。

王致远考虑再三，首先去基隆找他负责联系的地下组织成员，问他能否通过海路航运撤离。这个党员为难地说，港口特务很多，监视极严，很难混得过去。海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只能坐飞机了。于是，王致远又去找当时在“美援”机构“农村复兴委员会”任职的地下组织成员张某某想办法，他的交际很广，朋友很多。张某某说：他有个朋友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据说，经常有走私者和贪污舞弊被查获的人要逃离台湾，来找他们帮忙，用重金贿赂，买通机师，若机师答应了，就把他驾驶飞机的时间告知，要走的人依时到嘉义机场，机师就把一套机场人员的服装让他穿上，冒充为机场地勤人员，随机到广州。如果是走私者，会由广州去香港办货，再跟着原机飞回台湾。

王致远觉得这个办法太好了！既可靠又安全，因为谁都知道，就连国民党特务也不能进驻空军机场。于是王致远就托张某某尽快去找熟悉的空军机师洽谈，并嘱咐他花费尽可能减省。过没几天，张某某回话说，和机师已经谈妥，而且这个机师还很够朋友，说：“既然是要好的穷朋友，当予帮助，给一张到广州机票的代价就行了。”

撤离之路有了着落，王致远十分高兴。过了两天，张志忠又来了，王致远就把乘空军飞机离台的方案向他报告，张志忠听了也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并叫他让我父亲也用同样的办法一起走。

得到组织的批准后，王致远赶紧去找张某某，要他通知机师：可以立即走；同时又通知我父亲，随时作好出发的准备。

1947年8月，徐森源、潘佩卿夫妇与次子基东摄于基隆中学。

（三）

人算不如天算，他们还是迟了一步！10月中上旬，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广州，嘉义机场的飞机已经停飞广州，走不了啦，这可怎么办？王致远只好另想他法，几个人凑在一起冥思苦想，苦无良策。这个时候，张某某的弟弟（中航公司的高级职员，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献策说：“可以改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去香港，因为飞机票不贴照片，可找两个可靠的朋友出面填表，申请乘机到香港（包括填表交三张照片和缴验证件等）。乘机时，我们几个人扮作送客的亲友，等他俩经过查验身份证、检查过磅行李之后，登飞机之前，再悄悄地把机票递给你们，你们即可凭票进入停机坪登上飞机。”大家听了，觉得此策虽有一定风险，但在没有别的更好更稳妥办法的情况之下，也只能冒这个险了。于是，当下就照计行事，决定由张某某负责去“同情小组”（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找两个可靠的同情者，出面去购买中航公司的机票。

王致远回到家里，随即通知14日已经到达台北、住在徐白光家里的徐森源（我父亲）做好准备，然后又告诉夫人丘应棠说：“有家人从高雄来台北，告知我母亲病危，要我立即回家，我必须立即回去，因值星期六下午，立即要跟他从高雄乘船返汕头，来不及请准假再走，你代我补办请假手续。”临行前，王致远和我父亲骗自己夫人说的话，都差不多。交代完后，王致远随即先到张某某家中暂住。

10月17日（星期一）上午，天色阴沉沉的，天空不见一丝阳光。王致远、我父亲徐森源、张某某兄弟俩和两个代购机票的“同情者”，一行共六人，由张某某亲自驾驶一辆“农复会”的美国中型吉普车，直奔松山机场而来。可是没料想这天飞香港的是一架小飞机，乘客寥寥可数，候机室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等了好一会，还不见通知飞机起飞的时间。走进去查询，主管的人说，因为乘客中有一位台湾大学的学生还在接受审查。他们听了这消息，觉得今天情形不妙，候机室人太少，不好混，现在还在审查名单，恐引发什么问题。于是紧急商量了一下，决定改时间再走，就去办理退票，改乘19日的航班。因为19日的航班是“空中霸王号”，大飞机，可坐比较多的人，情况会比较理想。

1948年2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台中县党部成立暨首届执监委就职典礼合影纪念（前排中坐者为徐森源）。

（四）

又捱过了难熬的两天两夜。10月19日早上，父亲一行六人再次驱车来到松山机场。19日那天情况大不相同，早上由香港开来了两架大飞机。一架是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一架是央航公司的“空中行宫号”，每机可坐乘客48人，两架飞机共有乘客96人，来台的、往返的合计达192人，加上接旅客和送旅客的亲友，整个候机室约有两三百人，很是热闹拥挤。他们按原定计划行事：两个“同情者”经过验身份证和检查过磅行李后，将飞机票递给王致远和我父亲。

这一天，父亲和王致远都身着西装，带一只皮箱和手提旅行袋一个，皮箱过磅后已经交给了机场人员，旅行袋则自己随身带着不用检查。他俩凭机票进入停机坪，凭查票处交给的登机铜牌，顺利登机。王致远后来回忆说：“挨过了这一短暂却又漫长无比的瞬间，飞机终于发动起飞了。到这时，一根紧张得快要断了的心弦才真正松弛下来。‘再见吧，台湾！’我俯视着飞机下面的海岸线和海洋，在内心暗暗说了一声，和徐森源会心地相视一笑。”

“空中霸王号”一阵轰鸣，直穿云霄，径直向台湾海峡的南端飞去，渐渐消失在蔚蓝的天际。父亲和王致远就这样凭借着他们和地下党战友们的集体智慧与胆略，虎口脱险，顺利地撤离了台湾，回到香港。

然而，让他们感到无比痛心的是：有多少好同志、好战友，已经血洒刑场，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又有多少好同志、好战友，已身陷囹圄，生不如死，惨遭摧残迫害；还有多少好同志、好战友，此时正在四处躲藏，过着野人般的悲惨生活！而千千万万个骨肉同胞，包括自己和妻儿老小，都将分隔两岸，不知何时才能得以团聚？（史料审核：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