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则简短史料，浅谈清初“于七起义”对登州府城（蓬莱）影响

本文话题因笔者近来所阅读的一则胶东史料而起，其内容与清初发生在半岛区域的“于七起义”有关，具体收录于清道光版《蓬莱县志》当中。

所谓“于七起义”，即栖霞唐家泊人于七（本名于乐吾）在顺治五年（1648 年）和顺治十八年（1661 年）两次举兵反抗清廷统治之事。第一次举兵，于七中途接受清廷招安；第二次则奋战到底，最终因强弱悬殊，而在康熙元年（1662 年）兵败。于七本人从牙山突围，正史称其“不知所终”，民间盛传其辗转来到崂山华严寺（原名华严庵）出家为僧，法号“善和”。

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于七”都被定性为“土寇”，其举兵这段历史，在官方史料也一般称作“于七之乱”或“于七之变”。至清末，在同盟会发动“驱除鞑虏”革命舆论宣传的背景下，于七这才以敢于反抗清廷的英雄形象出现在外界面前。此后，“于七之变”也改称为“于七起义”。

笔者很早就对“于七起义”这段历史产生兴趣。前些年，在撰写长篇小说《于七的军师》期间，曾留意收集了不少相关史料。但这些史料的地域范围集中在栖霞、莱阳（含海阳）、牟平（宁海州）、文登、平度、即墨、招远、莱州（掖县）等地，而却基本没有见到登州府城蓬莱方面的相应记载。清光绪版《增修登州府志》虽然对于七起义的经过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但该文系站在全局高度上的描写，亦不曾提及起义对蓬莱当地的影响。

以上现象的出现，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蓬莱作为登州府城，当时系清廷在胶东的军政中心。于七第一次起兵时，尚有登莱巡抚这种级别的大员在蓬莱城中坐镇；第二次起兵时，登莱巡抚虽已裁撤（注：据《清实录》，登莱巡抚是在顺治九年裁撤），但蓬莱城中还有登州镇总兵驻防。在此背景下，攻坚能力较弱的于七所部，并没有贸然向蓬莱发动进攻，而当地亦无盟友响应。总体而言，于七起义期间，蓬莱并未受到战火的直接波及。

大凡事物，皆会产生连锁反应。于七起义的战火虽未直接波及蓬莱城，但其连锁反应还是对当地造成了相应影响。此次要介绍的史料，就是直观体现。

这段史料，本身是《蓬莱县志》对一位节孝妇女“杨萧氏”的事迹记载，其文称：“杨萧氏，乡贤庠生杨大观妻，年二十九夫亡，抚九岁孤寅生。于七之变，郡人惶恐，氏携子逃避，寇平纺绩教子……”

从以上记载来看，于七起义期间，蓬莱曾出现过“民众惶恐出逃避难”的现象。而结合“寇平”字眼推断，这一现象应发生在于七第二次举兵时。作为防御相对稳固的登州府城，当地为何仍出现了恐慌情绪？笔者个人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地理区位。观看地图可以发现，蓬莱西连黄县、南邻栖霞、东接福山，共有三个邻县。而在于七第二次举兵期间，栖霞（牙山）系其大本营所在；福山方面则由盟友邢小泉率众攻城。也就是说，蓬莱三个邻县当中，有两个处在战火之下。如果放眼整个胶东半岛，宁海州城（牟平城）、文登县城、大嵩卫城（现海阳凤城）均曾被于七不同盟友率军围攻，招远县亦一度形势不稳。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地处半岛北部的蓬莱颇有“孤城”之感，产生焦虑实为正常。

第二方面的原因在于历史阴影。约三十年前的明崇祯五年（1632年），孔有德等明朝叛将发动登莱之乱。在此过程中，登州府城饱受涂炭，死难者众多。这一事件给当地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阴影。受此影响，当又有战乱发生的消息传来后，蓬莱城中难免会风声鹤唳。

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交织下，当地便出现了“郡人惶恐，外出躲避”的情况。只不过由于战火并未真正波及，县志不曾专门叙述其事，而仅是从侧面简略提及了。当然，这则史料虽短，但亦有相应参考价值。（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