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钟达：在内蒙古大学的35年

胡钟达（1919至2000年）：他来自江苏宝应，在武汉大学完成了历史和外文两个专业的学习，后来成为了一名教授。从1979年到1983年，他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政协的副主席。

抗战快结束时，我去了四川乐山那所从武汉搬来的大学读书。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大半辈子都会在大学校园里，而且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度过的。

1946年春天，我在上海的《文汇报》做编辑，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和谈，局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我心情很压抑，加上编辑工作十分辛苦，身体状况也欠佳。恰巧我的老师杨人楩先生有意推荐我去苏州的东吴大学，接替师母张蓉和先生的教学工作，于是我就辞去了《文汇报》的职务，前往东吴大学任教。这是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时间是1946年10月。一年后，杨人楩先生又推荐我到北京大学的史学系教书。所以在1948年初，我满怀期待解放的心情，从上海乘船北上，再从塘沽转车到了当时的北平。1949到1950学年，我给外文系的学生讲授《西洋通史》。到了1950到1951学年，我开始给史学系的学生讲授《世界古代史》。此后，除了去江西参与土改的那一年，我每年都会给本系学生讲授《世界古代史》。就这样，教书成了我终身的职业。

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迎来了成立10周年的纪念。自治区决定在首府呼和浩特建一所综合性大学，还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来当校长。要建新大学，除了盖教学楼、买图书和设备，关键还得有一批好老师。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高等教育部派副部长黄松龄亲自负责，专门派人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商量，从这些学校挑了一批骨干教师和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作为内蒙古大学的首批教师。其中，北京大学是重点帮忙的学校。草原学方面的专家、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继侗教授，还被请来当内蒙古大学的第一副校长。内蒙古大学刚成立时，有6个系：中文系（分汉语和蒙语两个专业）、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分动物和植物两个专业），其中4个系的系主任都是从北京大学调来的老师。1957年11月，我接到了高教部的调令，去支援内蒙古大学，还当上了历史系的系主任（一开始是副主任）。

1957年夏天，高教部的调令还没发下来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就找我聊过，问我想不想去内蒙古大学，还让我当系里的领导。我说，依我看，最好找个蒙古史专家来当这个系主任。就我的资历和学问，我担不起这个担子。不过，我会服从组织安排，要是组织让我去，我一定去。到了11月，调令真的来了。等1957学年第一学期的课上完，春节刚过，我就带着全家（老妈、媳妇、小女儿）在暮色中怀着既失落又激动的心情，和北京大学说了再见，和首都北京也说了再见，然后坐夜车去了呼和浩特。那时候，我没想过会在呼和浩特待多久。

在1957到1958这个学年里，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迎来了一批从北大、复旦、南开、人大等名校调来的老师，但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还需要进一步培养的年轻老师，根本没办法按教学计划开出所有课程。

1958年5月4日这天，是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大日子。内蒙古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祝贺，这个代表团是由北辰副校长领头，还有各个系的系主任一起组成的，我也跟着去了。除了送去祝贺，代表团还有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希望北京大学能从现有的年轻老师，还有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里，再给内蒙古大学派些老师过来。我们这些人，大多都是从北京大学“嫁”出去的，这次回到“娘家”，就大大方方地跟北大的各个系直接要人。我直接跟北大历史系要了两位年轻老师和4名1958年要毕业的本科生。他们大多都是我眼里的“人才”，最后也基本都如我所愿。而且，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大学还签了个“合作”的协议。说是“合作”，其实就是北京大学答应以后在教学、科研这些方面，继续给内蒙古大学提供帮助。

内蒙古大学刚建立的那几年，全校仅有4位教授和十几位副教授，老师的平均年纪还不到30岁，是当时全国高校里教师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所。

“蜀地缺良将，廖化顶头上。”就像这情形，内蒙古大学刚创办那会儿，教学和科研的重担，大多落在了不到30岁的年轻教师肩上。历史系采取的策略是：得给年轻教师加点担子，这对他们成长有好处，但也不能加太多，加太多就把人压垮了。具体做法是，年轻教师一年只教一学期的一门课，另一学期自己学习提升。高年级还没开的课，就先送年轻教师去校外进修学习。

内蒙古大学成立后的头二十年，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各种“运动”的浪潮里。好在1962年前后那几年，学校的教学还算能正常进行。在科研方面，以年轻教师为主力，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从1959年冬天起，内蒙古大学就开始出版学报了，文科的学报还有汉文和蒙文两种版本。学报一创刊，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60年代初期，北京的“中国书店”就在销售《内蒙古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年轻教师还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大概占了10平方米的地方。这在当时的中国高校里，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1958年“大跃进”时期，历史系调整了教学方案，遵循“重视现代、轻视古代”的思路，《世界古代史》课程被大幅“压缩”，实质上等同于被废除了。这让我在专业上失去了方向，转而投身蒙古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科研聚焦于蒙古史，为此特设了“蒙古史研究室”。那时，这个研究室里，除了金启孮先生在满蒙史领域有深厚功底外，其他青年教师，甚至包括一些资深教师，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我们鼓励青年教师边实践边学习，我半路转行，也是边做边学。1959年下半年，我花了大约半年时间，专注于研究呼和浩特旧城的建立时间及历史背景，撰写了《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建立时间初探》和《丰州滩上现青城——阿勒坦汗与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复兴与归化城的诞生》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推翻了当时流行的旧观点，初步确定了归化城的建立时间（其中的错误后来已被薄音湖同志纠正），并将归化城的建立与阿勒坦汗和明朝政府建立通贡互市关系联系起来，指出“在险要之地筑城，城门重重”的归化城，确实是蒙汉和平友好的象征。阿勒坦汗和三娘子都是非凡的历史人物，三娘子的贡献可与汉代的王昭君相提并论。

1962年，内蒙古大学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会上，我发表了关于《13世纪蒙古社会性质》的详细见解。看来，我注定要与蒙古史结缘了。然而，紧接着，高校就陷入了“四清”运动的漩涡，各种口号和运动如“四清”、“小四清”、“黑帮”、“为人民服务”、“勤杂”、“政史系”、“工作需要”、“解放”、“支边”、“第二梯队”、“老三届”以及“接受工农再教育”等纷至沓来。但即便如此，仍有一批青年学子在这动荡中坚韧不拔，坚持自学。因此，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中，优秀人才辈出，不少人得以留校，成为接班的骨干。内大历史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步送别了一批建校初期的老教师，同时不失时机地从1977、1979两个年级的留校生（1978年历史系未招生）中，选拔并培养了一批新教师（当然，之后还继续有补充）。其他各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于是，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人们戏称的“建校时全国支援内大，如今内大支援全国”的局面，同时，内大也基本完成了构建教师“第三梯队”的任务。

内大历史系重建之后，我又重新干起了老本行，转而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

此刻，内蒙古大学研究蒙古史的团队，在国内史学界已颇具实力。原本隶属历史系的蒙古史研究室，现已独立为学校直属的蒙古史研究机构，这个团队里有没有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北大那会儿，我教了好几年《世界古代史》，那时候我认定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但心里总有些疑惑。后来我去了内蒙古大学，开始研究蒙古史，可对古代社会到底是啥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惦记着。到了70年代末，在“破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我对古代社会性质的那些疑惑又冒了出来。我开始对困扰中国古史学界多年的难题，进行了新的研究。到了80年代，我陆续发表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五种生产方式”答客问》等文章。我得出的结论是：过去常说的“奴隶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其实都可以归为广义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主要用金属手工工具（先是青铜器，后来是铁器，还常常同时用木、石工具），自然经济占主导，是农业社会。地租是主要的剥削方式，对直接生产者有超经济的强制，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个别时代、个别地区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奴隶使用才比较普遍，但那是特例，不是常态。硬要把这样的社会分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从生产力发展来看，没有明确的、划时代的标志；从生产关系来看，也是错综复杂，难以分清。非要分成两个后者比前者高级的社会形态，实在是没必要。我这个观点，其实只是借鉴了前人的说法，并加上了自己的见解。但在一个“五种生产方式”说已经深入人心的学术界，当然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虽然有不少师友写信鼓励我），其中的对错，看来只能留给后人去评判了。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叫《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文章，给世界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整理出了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具体框架。本来我打算把它扩展成一系列论文，但那时在内蒙古大学，我既当干部又搞教学。80年代，我的社会事务也特别多，一年里几乎有半年都耗在各种会议上，剩下的时间也零零散散，我80年代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在会议间隙里“抢”时间写出来的。想再深入做点研究，实在是力不从心。1988年秋天，我得到了离休的批准，本想趁离休后的空闲，多少实现些自己的愿望，谁知1989年春夏时节，因为工作太累，精神又高度紧张，6月时突然心肌梗塞发作（其实1987年我就查出有冠心病了，但我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没做任何预防治疗），在医院住了半年，回家后又调养了半年，病情才算基本稳定下来，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了。

自改革开放后，内蒙古的农业、牧业还有工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呼和浩特现在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整个城市焕然一新，就连“青冢”也经过一番修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游客。内蒙古大学在第二个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迅速壮大，从最初的6个系8个专业，扩展到了17个系40多个专业，设有5个博士点，20多个硕士点，拥有700多名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其中教授近百名，副教授近200名，更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各1名，学生数量也接近6000人。内蒙古大学在蒙古语文、蒙古历史、基础数学、理论物理、植物生态、生殖生物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都走在了国内乃至国际的前列，有些领域甚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蒙古族学者已经崭露头角。我作为内蒙古大学初创时期就加入的一名教师，曾参与历史系的创建与重建、蒙古史教研队伍的组建，以及文科汉文版党报的创办与规范化等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出过一份力。如今看到内蒙古大学从一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我自然感到无比欣慰。1988年我离休时，本打算在呼和浩特安度晚年，所以特意添置了组合书架、橱柜和沙发等家具，让家里更加充实。但1989年的一场大病，让我开始犹豫起来。我两个女儿，一个在太原，一个在北京，考虑到在呼和浩特身边没有子女照顾，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向领导申请“异地安置”到北京，依托我曾经工作过十年的北京大学。这样，我才在“燕园”附近找到了一个安享晚年的地方。

胡钟达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1992年9月12日夜里，快到11点的时候，我和老伴还有学校专门派来护送我们的人一起坐上了296次列车，离开了呼和浩特。当时，自治区的领导、学校里校级和处级的领导，还有历史系和图书馆的很多同事都来给我们送别。35年来的点点滴滴一下子都涌上心头，当大家挥手道别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该内容摘自2007年9月出版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