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志愿军归来的列车停在北京前门站,站台上人群拥挤。有人将战利品望远镜递给孩子,也有人小声感叹:“要是能有块走得准的手表就好了。”那一句随口而出的愿望,折射出当时对精准计时工具的强烈渴求。
彼时全国轻工业底子薄,钟表更属于奢侈品。瑞士、美国、苏联牢牢占据市场,国人多用座钟、挂钟,外出只能听钟点工报时或者凭经验估摸。精密机械制造的短板,在一块手表里显露无遗:不到两克重的摆轮、头发丝宽的轴心、140多个零件,样样难倒国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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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偏偏不信这个邪。1949年前后,天津轻工业企业占全市总数近八成,木钟、闹钟两家合营厂积累了技术人才,也锤炼了“敢啃硬骨头”的氛围。1954年冬,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召集华北、华威两厂的骨干,成立手表试制组。会议只开了二十分钟,局长一句话拍板:“设备简陋也得干,成败都算我的。”
试制组只有四个人:江正银、孙文俊、王慈民、张书文。车间里摆着四台皮带式旧机床,冬天铁床冻得硌手。没有图纸,没有公差数据,全靠拆解苏联“SINAGO”牌15钻粗机表,一面测量一面画草图。孙文俊后来回忆:“一扭头,桌面全是铅屑,眼睛酸得像灌了砂。”
困难接踵而至。机床只能加工出毛坯,精度要靠手工修磨;发条材料国内没有现成规格,只能把钢带反复退火、滚压;15颗红宝石轴承更是难求,四人把江正银的旧闹钟卸得干干净净,还跑到眼镜店找碎片替代,失败率高得吓人。试想一下,一天忙到深夜,秒轮装上去却卡顿,整机报废的沮丧,外人很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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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榔头敲得嘚嘚响。1955年3月24日凌晨,最后一次组装完成,秒针安静地滑过12点,一圈、两圈,众人不敢眨眼。五分钟后,江正银压低声音,“走准了!”车间里没有掌声,只有重重的呼气声。第一块国产机械手表就此诞生,表盘上镀着“中国制”与五颗星,随即被命名为“五星”。
3月26日,《天津工人日报》刊出消息。“国产手表问世”这行标题让许多人不敢相信,有人拿着报纸进店里追问店主:“真的能买到吗?”可那时市场只有一块样机。为了宣传国产制造,天津市决定在“五一”前再赶制五块,交由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试戴。一位车工戴了三天,对着秒针笑:“这家伙,比瑞士货也敢叫板!”
“五星”之后,试制组趁热打铁,着手仿制瑞士“TITUS”17钻细机防水表。轴心细到不能用肉眼分辨,张书文反复抛光,指纹被打磨得发亮。1956年实验成功,样机在水盆里浸泡一昼夜依旧走时准确。天津手表厂的雏形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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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建厂房投产,品牌定名“东风”。那段岁月里,井冈山会师纪念章、全国青年节标语与手表同框出现在宣传画上,戴表成了“潮”的象征。职工娶亲若能把“东风”连同缝纫机、自行车一起摆上桌,邻居竖大拇指:“这家小伙子本事不小。”
1973年,“东风”更名“海鸥”后首度出口。香港商人看过样品说:“价廉,还挺准。”十七钻机芯批量进入东南亚市场。资料显示,当年出口创汇折算近两百万美元,为当时轻工业系统中的亮眼数字。国产手表从被嘲笑“走不准”到跨洋出海,走了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试制成功的原件如今静静躺在天津博物馆。它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金属壳轻微氧化,桔红色皮表带已有裂纹,却依旧保留当年“五星”字样。展柜前偶有人停步,低声感叹:“原来国产手表的起点是这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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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不足三厘米直径的圆盘,浓缩了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机械手表不仅仅是计时工具,更是“精密制造”四个字最早的具象样本。若将它拆解,会发现每颗螺丝背后都站着一个工匠,每道划痕都记录着一次试验。国产钟表产业后来几经起伏,却因1955年的那声“走准了”拥有了原点。
今天的天津海鸥已进入自动机械、陀飞轮甚至卫星校时领域,但陈列柜里的“五星”永远提醒观众:任何成就都始于一次看似不可能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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