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两乡下人来找陈毅，被警卫拦下后说：陈大冒子带着猪蹄来了

1979年7月，盐城新兴镇的汽车站后院，暑气烘人。一个头发花白的搬运工正扛着两袋化肥健步如飞，没几下就卸在库房门口。周围几个年轻学徒瞪大了眼，有人小声嘀咕：“听说他给陈毅司令员挑过箱子，可别是瞎吹吧？”老人抹了把汗，笑了笑，没有辩解。放下担子，他坐在麻袋上，慢悠悠地讲起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次去上海看老首长，还带了四只猪蹄子。

时针拨回1954年7月22日。午后，外滩的阳光正狠，两位衣着普通的农民站在上海市政府门前，一脸尴尬。警卫例行询问来意，其中个头略高的冲着岗楼喊：“麻烦通个电话，就说苏北陈大冒子给陈市长送猪蹄！”“陈大冒子？”战士愣住了。十分钟后，电话里传来陈毅秘书的声音：“放行，立即放行。”

猪蹄事件很快在机关里传开，可真正理解“陈大冒子”三个字分量的，寥寥无几。年轻职员只知道那是司令员旧友，却不知道这位“旧友”当年扛着百十斤文件、再加两个奶娃娃夜渡黄河的情景。

1941年3月，新四军军部驻盐城永宁寺。一个清晨，陈毅巡查炊事班，见到一名小伙子泡在池塘里徒手抓鱼，身旁木桶已经盛得快满。有人介绍：“炊事员陈再发，本地孤儿，力气大，人憨厚。”陈毅听完笑道：“北方侉子、南方蛮子，这位算是盐城的‘冒子’咯！”从此，“陈大冒子”成了绰号，也成了称兄道弟的暗号。

同年5月，军部需要一位挑夫兼采购员。陈再发抡起扁担，在院子里来回绕了一圈，脚步稳得像钉在地上一样。就这样，他接过了挑箱的差事。铁皮木板的大箱子里装的是军部机要文件，有时还要塞进几本厚到吓人的德文兵书。夜行五十里，他从不掉队。

1941年夏的停翅港转移尤为惊险。陈再发肩挑文件，胸口吊着陈毅长子陈昊苏，背后还绑着半袋干粮。黄河岸边漆黑无灯，只听得河水哗啦啦。张茜压低声音嘱咐：“孩子可得当心。”陈毅接过话：“文件更要当心。”陈再发憨声回应：“我死不了，东西丢不了，娃也丢不了！”这一嗓子，队伍士气立马高了几分。

抗战胜利前夕，军部北上临沂。挑夫的担子又添了一个刚出生的陈丹淮，重量逼近二百斤。同行警卫后来回忆：休息时大家累得直喘，他却一屁股坐在地上，掏出玉米饼，边嚼边逗两个孩子咯咯笑，好像整个世界都跟他无关。

酒香也怕巷子深，缺点照样躲不过。1946年，临沂城头刚升起红旗，俘虏营里“太太牌局”热闹得很。陈再发瞧热闹瞧上瘾，居然也坐了进去。事情捅到司令员那儿，陈毅一怒之下把他关了三天。出禁闭后，陈毅语气少见地重：“部队要的是纪律，不是赌桌。”陈再发低头不语，回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副惹祸的纸牌扔进了灶膛。

新中国成立，他转业回乡。因为没文化，安排工作成了难题，他索性要求去当搬运工。“挑东西我在行。”说完，当场挑起两百多斤粮袋走出百米，一路稳如老狗。乡亲们服了力气，却对他常年挂在嘴边的“老首长”将信将疑。有个半大孩子笑他吹大气：“你真给市长抬过担？那市长怎么没给你发金条啊？”陈再发被噎得脸通红，一拍大腿：“不服就一块去上海问！”

于是就有了1954年那趟远行。两人坐上慢吞吞的绿皮火车，带的行李只有一只破藤箱和四只冷猪蹄。同行老乡忍不住问：“送市长这种东西不丢人？”陈再发咧嘴：“他爱吃这个。”

进了会客室，陈毅一见来人，先是一怔，随即笑得咳了两声：“你这冒子，几年不见倒胖了。”张茜递上茶水，顺手掂起那只包装寒碜的牛皮袋。“猪蹄子！”张茜失声。陈毅乐呵呵：“战时全靠它补钙啊，今晚照例红烧。”孩子们放学回来，陈毅指着陈再发：“都过来叫陈叔叔，当年可背着你们翻河踏雪呢。”小家伙们好奇围上来，客厅里一时笑声不断。

夜深人静时，陈再发支支吾吾提到赌博输光复员费，家里揭不开锅。陈毅沉默半晌，把抽屉里的工资卷打开，抽出大半塞到他手里：“先把日子过稳。再碰牌，我可没空关第二次禁闭。”张茜也补了五十元。临别，陈毅叮嘱：“功劳归功劳，日子是自己的。”话不响，却重得像他当年扛的箱子。

后来，搬运站给陈再发盖了两间瓦房。他的扁担依旧每天上下翻飞，只是再没人见他摸牌。陈毅逝世的消息传到盐城时，他拄着扁担蹲在院角哭了三天，嘴里反复念叨：“陈军长说过，挑担子的人不能倒下。”

陈再发活到九十年代初，扁担一直挂在墙上。工友有时打趣：“那担子也该退休啦。”他摇头：“这根扁担把机要箱挑过枪林弹雨，也挑来今天的饭碗，它歇，我也就歇了。”一句平淡，却把一个普通老兵与时代的交汇交代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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