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的代价，到底由谁来承担？

滨崎步上海演唱会取消那天，舞台已搭好，灯光已调妥，一万四千名观众攥着票从全国各地赶来，结果开场前四小时，一纸通知，全盘作废。

退票可以，但机票、酒店、请假扣的工资，谁来赔？更惨的是主办方，五天搭建、上百人团队、全额退票，血本无归。

这算不算“抵制”？没人明说，但结果摆在眼前：真正承担代价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中国普通人的钱包和期待。

我们当然有权表达立场。

一个人因不满某国政策，主动取消赴日行程、不再购买其商品，这是他的自由，损失也由自己承担，无可厚非。可一旦“抵制”变成强制性的集体行动，且不由分说地施加于他人，问题就变了味。

比如，航空公司以“抵制”为由停飞航班却不退钱，出版社突然下架所有日本题材图书，演出方被要求临时取消已售票的活动。这些决策看似“政治正确”，实则把成本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人：消费者、小企业主、文化从业者。

这就像一场火灾，本该烧向纵火者，结果灭火时却先拆了邻居的房子。

有人说：“干这行就要有觉悟。”

可文化行业不是高危职业，观众买票也不是参与政治博弈。一个歌迷省吃俭用攒钱看偶像最后一场巡演，一个小型演出公司押上全部流动资金筹备项目，他们的“觉悟”，难道就是活该被牺牲？

真正的有效抵制，应当“罪罚相当”。若要向日本右翼传递压力，最该受损的是相关政客、军国主义象征、或与之绑定的利益集团。

而不是让一个唱了二十多年情歌的歌手、一家靠办演出养活员工的中国公司、一群只想听首《Dearest》的普通人，替大局“背锅”。

更何况，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正在悄悄侵蚀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当人们发现，今天喜欢的动漫明天可能被禁，后天追的歌手突然不能来华，久而久之，会产生两种心态。

一是自我审查，“算了，别碰外国文化，省得麻烦”；二是逆反心理，“我偏要粉，凭什么管我？”

无论哪种，都不是健康的文化环境。前者导致封闭，后者激化对立。而真正受损的，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是下一代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

其实，有更好的做法。

比如，在敏感时期暂缓审批新项目，避免“开弓没有回头箭”；

比如，尊重市场选择，若真有人因义愤退票，支持其退款，若多数人仍愿观看，则照常举办；

再比如，若必须取消，由公共机制对中小承办方提供补偿，而非让他们独自吞下苦果。

毕竟，爱国不是比谁更狠，而是比谁更有智慧。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切断联系，而在于在复杂世界中守住底线的同时，依然能理性、有序、有温度地前行。

滨崎步不是军国主义者，她的歌迷也不是“亲日分子”。他们只是相信，音乐可以超越分歧。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容得下这种相信。

否则，当我们以“大义”之名随意中断一场演出、一本书、一次旅行，最终失去的，或许不只是娱乐，而是对生活本身的基本安全感。

抵制可以有，但请别让普通人买单。因为每一次转嫁的代价，都在悄悄磨损我们共同珍视的，那个更稳定、更讲理、更值得期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