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法｜女子蹲坐地铁受伤案，地铁为何担主责

来源：上海法治报

“网民认为丁女士应自负主要责任，背后是朴素正义观；而法院判决则体现现代侵权法’风险分配’和’弱势保护’的复杂平衡。”

“法律的权威不仅来源于其强制性，更源于其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被人民所普遍感知和认同。”

“它是一次关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全民法治公开课。”

近日，一起发生在地铁里的侵权案件引发热议。上海地铁1号线早高峰时段，因身体不适蹲坐车厢的丁女士被未拉扶手摔倒的男子压伤致腰椎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判决地铁公司承担70%责任、丁女士自担30%责任。

这不仅是一起个体权益纠纷，更折射出公共交通普及背景下，运营方、乘客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责认知分歧。当“蹲坐车厢”遭遇“摔倒压伤”，司法判决与网民热议形成的张力，倒逼我们重新审视公共空间中的权利义务边界，探寻合法合情合理的纠纷解决路径。

权责

遵循“合理预见”和“风险控制”原则

法院判决地铁公司承担主要责任，是基于《民法典》关于公共场所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这一条款可以理解为对风险的提前分担和对弱者的保护。地铁作为专业运输机构，对列车运行安全、乘客风险防范具有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尽管地铁公司已通过广播提示安全事项，但法院认为在早高峰客流密集环境下，仅凭安全提示不足以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丁女士而言，法院认定其蹲坐行为属于“一般过失”而非“重大过失”，体现了法律对个人合理行为空间的尊重。身体不适时采取蹲坐姿势是人之常情，法律不应苛求乘客在不适情况下仍必须保持标准站立姿势。

此案启示在于：公共交通责任划分应遵循“合理预见”和“风险控制”原则。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运营方对可预见的风险应采取合理防范措施，不能仅通过形式上的安全提示来免除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责任。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拥挤环境中，运营方需要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更高程度的预见和防范。而乘客也需对自身安全承担基本注意义务。

完善

考量“个性化因素”，建立更细致标准

从侵权法原理看，法院作出的责任判定具有合法性根基。侵权责任认定的核心是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地铁公司的系统责任与丁女士的个人过失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前者控制着整个运输系统的安全运行，后者仅是在身体不适情况下的临时行为调整。

然而，这一案件背后在以下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一是风险防范措施的具体化。未能明确地铁公司除了广播提示外还应采取何种具体防范措施。未来类似案件可引导运营方思考更有效的安全措施，如高峰时段增加工作人员巡视、优化扶手设计以提高使用便利性等。

二是个性化因素的考量。判决中对丁女士身体不适这一特殊情况给予了适当考虑，但未深入探讨在类似情况下乘客是否有更优选择（如求助工作人员）。

这提示我们需要建立更细致的判断标准，区分“合理的不适反应”与“可避免的风险行为”。

意义法律专业与公众认知差距弥合

这一案件的判决引发网民热议，体现了法律专业判断与公众道德直觉之间的深刻张力。多数网民认为丁女士应自负主要责任，背后是“行为自慎、责任自负”的朴素正义观，而法院判决则体现了现代侵权法“风险分配”和“弱势保护”的复杂平衡。这种张力产生的根源在于：

一是法律专业性与公众认知的差距。侵权法中的“过错比例原则”“安全保障义务”等专业概念与公众基于日常经验的判断存在差异。网民多从个人行为规范角度思考，而法院则需综合考虑系统风险、社会政策等多重因素。

二是道德判断与法律判断的维度不同。公众倾向于从道德角度评价丁女士“蹲坐”行为是否得体，而法律关注的是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

三是个案细节感知的差异。网民通过简短新闻了解案件，而法官则详细审查了监控录像、双方陈述等全案证据，对事发环境、双方行为的具体情况有更全面把握。

弥合这种张力需要多方努力：

一是推进司法公开与判例释法。法院可通过典型案例发布、判决书通俗化说明等方式，增强公众对专业裁判的理解。本案中，若能详细阐释为何地铁公司需承担主要责任的法律逻辑，将有助于消解公众疑虑。

二是加强公众法律素养教育。通过媒体普法栏目、学校通识教育等途径，提升公民对现代法律原则的理解，避免简单将法律问题道德化。

三是完善立法参与机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立法过程中，广泛吸收公众意见，使法律规则更好地反映社会共识，从源头上减少张力产生。

该案的价值超越了个案赔偿金额的分配，它是一次关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全民法治公开课。判决或许仍有可完善之处，但其坚守的“运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优先”原则，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法治力量。

同时，汹涌的民意也提醒我们，法律的权威不仅来源于其强制性，更源于其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被人民所普遍感知和认同。在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之路上，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的对话、更透明的说理和更与时俱进的规则完善，从而在每一次争议中凝聚更多共识，筑牢公共交通安全的每一道防线。

特约评论员 | 彭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案情回顾

早高峰乘地铁上班途中，

丁女士蹲在1号线车厢内，

因列车行进途中产生晃动，

导致另一名乘客摔倒，

砸中丁女士并致其10级伤残。

双方应该如何担责？

记者获悉，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判决地铁公司赔偿丁女士15.6万余元。

据丁女士诉称，2024年7月11日，她在乘坐上海地铁一号线上班途中，因身体不适蹲在车厢。列车经过上海火车站时，由于车辆急刹车，导致另一名乘客陆某倒在自己身上，并致其晕厥。经鉴定，丁女士构成10级伤残。

丁女士认为，案发在早高峰时段，地铁因运行不平稳，未控制客流，导致陆某及其他乘客无足够扶手支撑，也未对行为异常的陆某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更未对身体不适的自己采取任何救助，被告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于是诉至法院。

上海地铁方面辩称，丁女士受伤因其自身重大过失所致。监控画面显示，事故发生时，车厢内并未拥挤到“陆某及其他乘客无足够扶手支撑”的程度，周围有扶手可以拉扶。同时，列车在正常行驶中产生了轻微晃动，并非急刹车，不影响乘客正常站立，因此乘客陆某的摔倒并非因列车急刹车所致。

从车厢内视角结合丁女士自述来看，当时丁女士确系蹲坐在地上，称其当时身体不适，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事发时，乘客陆某正抬头观察行驶路线图，未注意到蹲坐在地上的丁女士，导致陆某被原告绊倒后意外摔倒在原告身上。同时，车厢内也播报提醒乘客“列车运行，请站稳扶好”，地铁公司认为丁女士的受伤是因其自身重大过失所致。

此外，地铁方面提供证据辩称，事发当日，车辆于8点35分30秒到达上海火车站站后，地铁站工作人员当即实施了救助，全程陪同并协助直至120将丁女士送往医院，已充分完成救助义务。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系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案件争议焦点为，原告丁女士的受伤是否因其自身重大过失造成。法院认为，从监控视频来看，涉案列车未出现急刹，但运行过程中发生一定程度晃动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丁女士应当预见到在人群集中处采取蹲坐姿势会增加自身被踩踏、擦碰或砸伤的风险，表明本人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但蹲坐行为尚未达到对自身安全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故系一般过失。因此，法院认定原告对于伤害后果的发生也有相应责任，可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承担70%责任，原告自担30%责任，即地铁方面应赔偿丁女士损失15.6万余元。

【法条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记者 | 王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