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兴盛，花都区生员名额的争夺，主要有两大途径

自隋唐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各地都非常重视文教，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府州县学。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不仅可以步入士绅阶层，享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而且也是其出官入仕的主要途径。因此，府州县学的生员员额，是有着固定指标的。而明清科举兴盛，地方上的一些巨家大族，也希图通过争夺生员额数来提高本族的地位，以便更多地参与当地社会公共活动，获取更多的权益。

花都区生源员额的争夺，主要是建县以后本县土客之间，以及与周围政区之间的争夺。由于具备了生员功名之后，就步入了绅士的门槛，所以府、县学的名额控制很严。要跻身于花都区绅士行列，主要有正途和捐纳两大途径。大多数绅士是通过参加各级封建朝廷举办的考试，取得功名，而步入绅士阶层的，这是所谓的正途。

即便是考取绅士中最低级的生员，也需经过三场考试，第一场考试称童试，也称县试申报第一场考试的称童生，也叫俊秀，只有男性才有资格申报，且“贱民,奴仆不得应试。各县童生在所在县份应试考中的童生，他们有资格参加广州知府主持的府试，通过者再参加广东省学政在广州府城的院试。最后一场是决定性的考试，考中者才能成为生员，当地的生员是构成花都区士绅的主体。生员是绅士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绅士的下层。

明代以来，生员层成为绅士层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阶层。花都区建县前，以生员为主的士绅群体不断扩大，主要原因一是明代中期以后，生员数急剧增加。三是古无闲民，士有定业。生员在学校时，其行为会受到种种制约。而生员一旦流入社会，以志趣相结，声气相应，其群体的力量就不容忽视。

生员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资格的取得固然是通过考试，而不是土地或财富，但事实上，生员往往与土地、经济发生关系，也即生员资格的取得，必然使其具有经济上的特权，明制“师生月凛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而生员生活的维持，也需要种种经济上的支持，这样，生员又与社会经济实况不可分割。

生员身份的取得，原本是为了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由于科举制度却导致绝大部分的生员被摒弃于仕途之外，只能向社会流动，在社会中求生存，于是生员又与社会相涉，对当地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确切地说，他们介于官方和百姓中间，在地方社会中有其具体的地位，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具体而论，如广东巡抚李士祯，剿抚花山之时，花山设县的时机甫一出现，除了黄士龙、陆其荫、徐观光、毕士进等南海士民十几人外，尚有番禺县士民请求建县。直接推动了花都区的建县，纷纷对新建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最终，促成了行政的变革，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花都区建县时，原先计划划拨花山周围，南海、番禺、三水、从化、清远等县的里甲、人丁建成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相应的，新设县学也应该是中学规模。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广东巡抚李士祯上疏“其生员应照里甲地方土著者，改为花都区儒学生员”也就是说，原来属于南海、番禺两县，后来划归花都区而在儒学的生员，全都改为花都区儒学生员。

部议行文到广州府称“查得大学考取生员十五名，中学考取生员十二名，小学考取生员七名。今花都区该抚既称小县，应照小学惯例，考取生员七名。其从前生员，现住居花都区土地者，即拨入花都区儒学肄业，令该学道照例造册报部，以凭查对。康熙二十五年，花都区的学额从南海、番禺二县划拨过来。据民国《花县志》卷五《学校》记载“广东学额，花都区学额进七名，凛生十五名，增生十五名，附无定额，二年一贡。”

这是依照学制，基本固定的学额。另外，遇有国家恩诏时，还会有所增加。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如，清朝二百年间，只有“康熙六十一年，恩诏各直省，大学加取七名，中学五名，小学三名，举行一次。雍正十三年各省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三名，举行一次。乾隆六十年加恩广额，大学加七名，中学加四名，小学加三名，举行一次。嘉庆元年、四年两次恩诏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加三名，举行一次。”

花都区的学额虽然是从南海、番禺县学划过来的，但是从南海县志、番禺县志中看不到花都区建县前后，南海县学、番禺县学的生源员额相应地减少。这一点在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二《经政略学制》中得到印证“南海县学、番禺县学各二十名，南海县学原额加永远定额十四名，番禺县学原额加永远定额十四名”，另外“武学额南海县学十五名，番禺县学十五名，花县七名”，也即南海县学、番禺县学依然是大学规模，生员员额也没有变化。这对南海、番禺以及花都区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客观上增加了当地的学额，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

花都区学额的设置，对花都区而言，事实上是增加了当地读书人的录取名额，增加了步入绅士阶层的机会。尤其是生员队伍的扩展，扩大了花都区的绅士阶层，对当地社会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花都区建县的同时兴建学校、义学，首任知县王永明十分重视花都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因此，花都区从建县前盗匪出没，民风彪悍的地区，发展成为文风兴盛的地域。

出现了“县属文童赴考，多则盈千，少亦八九百”的局面，也可见竞争之激烈。但在花都区的人才地域分布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还存在客家与土著之间在学额上的争夺。从民国《花县志》卷八《选举》中看出，清代花都区的人才在地域分布上，平原地区的进士人数要比山区的多，清代花都区进士共名，宋氏有名，几乎占据了一半。武进士名，全部为毕氏和王氏。

进士几乎全部是南部广花平原地区的。举人名中，宋姓有名，黄姓名，武举名中，毕姓个。贡生共名，以宋姓、黄姓、毕姓为多，其中宋姓名为最多，黄姓名居次，毕姓名。封荫的宋姓人，骆姓名，任姓名。可以看出，花都区的人才主要集中在佳锦山、毕村、水西等原属南海的地区而且，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姓氏中间，如，佳锦山宋氏、毕村毕氏、岐山黄氏等。乾隆朝以前，主要是黄氏、毕氏等本地土著，乾隆朝开始，客家为多，有宋氏、袁氏等，是花都区建县后迁入的客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花都区学额分布的两个特点。一是花都区学额的分布，地域差异明显，学额的获得者以花都区南部为多，尤其是佳锦山、毕村、岐山、水西等，这些地方地缘上更靠近广州二是花都区本地的土著和客家之间，在学额上竞争激烈。清朝乾隆以前，占有学额最多的是花都区的土著士民。乾隆年间开始，客家急追直上，并占据了科举仕进的前茅。

这一方面是因为迁居花都区之后，也需要时间为家族功名人物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如佳锦山宋氏入居花都区之后，其先祖宋启“以耕为业，数十年含辛茹苦，蓄积渐丰……每年栽谷携银以济诸弟。”另外，客民“富室既蓄积辄以纳粟隶太学为荣，近时习尚皆然，然在客民，则虎而添翼矣。惟附籍邑库者，不乏循循雅伤之儒……第鸡鹤立，其势易孤不能化，其济偶且有为济偶所侮者。”

客家迁入后，为了使其宗族在当地立足，成为显赫的地方望族，大多鼓励子弟勤奋学习。还以宋氏为例，宋氏乾隆朝的首位进士宋建文少年入学，时来花未久，兄弟自相师友，闭户读书，文誉日起，一时有三宋之目。通过上文对花都区学额的占有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花都区的人才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广花平原地区是其分布的密集地区，山地则是其分布的稀疏地区。

这与花都区境内的地形主要是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式倾斜。北部群山重壑，南部平原土质肥沃，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是分不开的。南部的农业条件优厚，人口稠密，“人稠土狭，不足相供”人口压力非常大。又有横潭墟、万和墟、炭步墟等等，从民国《花县志》卷三《建置·墟市》中可以看出，这里是墟市最为密集的地方。而县城仅有县城市一处。长期以来，这种地形上的差异，导致了当地的人民长久以来就在文化、习俗、生产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邑北皆山，中鲜居民，其俗朴野，人多犷悍。逸南近省故家巨族，仕宦科名，往往不乏。近山村落，向为贼据，熏其习，积顽成玩，累薄从刁，败种通租，屡屡见告”可见，在花都区形成了北部丘陵地带，人口较少，民风犷悍。而花都区西南部地区，多巨家大族，追求功名仕宦的鲜明格局。南部经济的发展是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的基础，而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又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人才一最为密集的佳锦山、骆村等地，原属南海，文风本来就非常兴盛。再加上，建县后士绅又在此建有花峰书院等，培养出“邑之前贤者如骆文忠公之为将为相，宋公维屏之为国为民，宋公蔚谦之功在桑梓，此皆幼学壮行，高山仰止，未可概望多士，然岭南文风，自昔南、番称盛，今之西隅，南海旧壤也，地灵人杰，士苟奋然自立，急起而直追之，今且异于昔之所云哉。”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花都区北部地区在整个清朝竟无一人中过进士举人以上的籍贯分布除了在整体上不平衡外，呈现出由广州府治所向周边辐射的网络结构而不是以花都区的县城为中心，进士数量多的核心区域，地域上靠近广州府治，而离广州越远的地区，为数量较少的稀疏区域。人才最为密集的佳锦山、骆村等地，文风兴盛。从自然分布上说，骆村位于炭步镇，原属南海，与广州接壤。佳锦山等地距离广州不超过公里，而清代花都区的住进士，多出自这些地区。

花都区学额的划拨完成后，形成了文风兴盛的局面，客观上加速了当地民众对花都区的认同。花都区建立后，当地民众并不是随着行政区的变化，立即接受这种变化的。这里涉及一个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问题。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政治认同则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政治权力机构对其自身及所属生活区域所行使的某些权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愿意承担某种义务。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所指涉的是既相关联现实中高度互渗而又相区别义理上界限分明的两种心理或社会事实。花都区民众对花都区建县的社会事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建县之时，“秀顽异民，招徕之众，服习未训，欲其齐于轨，物非力追，其靡势将焉底。……食租衣税者，犹可为善，若佃耕之氓，…素无余蓄，故轻去其乡也。”也即花都区建县之初，士绅之家，尚能安定并接受花都区建县的事实。但是下层的佃农，由于在花都区并无蓄积产业，所以往往轻易离去。甚至清末的一些花都区士绅往往还以谈论“旧壤”为乐事。

岭南文风，自昔南、番称盛。今之西隅，南海旧壤也，地灵人杰，士苟奋然自立，急起而直追之，今且异于昔之所云哉。，可见，士绅之间，文化上还是乐意接受更为先进的南海、番禺。但是主要大部分士绅还是开始接受花都区的事实。以黄士龙为例，他积极提倡建县，而且在建县期间，与首任知县王永明，“开山埋谷，凿石填坑，城垣衙署，一律创建。”`在建县十几年后，花都区境内盗匪消弭，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垦荒以尽地利，化俗以淳风。使氓乐于耕，而不轻去其乡士兴于学，而不自安于鄙。”

人民也开始认同了花都区的建县的事实，安于本土，不愿他迁。士绅热心于学术，不用多关心政事，而关心个人的道德修为。花都区学额的划拨对花都区的意义重大，不仅使士绅的队伍进一步扩展，而且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当地民众对花都区建县行政区划事实的认定的过程，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不轻易离乡他去，保证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清朝廷在批复广东巡抚李士祯的奏折中规定，自康熙二十五年起，南海、番禺二县划归花都区的里甲、钱粮，始归花都区自行征收。

自此，花都区开始了赋役、人口的独立建制发展阶段，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清初的广东饱受明清易代战火的摧残，社会经济凋敝。自顺治四年二月清军攻入广州起，至康熙二十年的三十余年间，南明小王朝及其后来联合张献忠余部大西军与清军在岭南地区进行的拉锯战明降将李成栋的“反正”及其遭到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两藩王的打压及尚、耿两藩地肆虐境内小股农民、“社贼”佃仆、家仆一类依附者的纷纷起义等所造成的连绵不断的纷乱，给社会经济以沉重摧残珠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的祸害尤为严酷。

清远“县城四万余户口”，五催兵火之后，民不满百户,新会县城乱中“尸山血海盈野盈城，而系累载道者，更不下十余万”。人口剧减，有学者估算，这个时期，珠江三角洲人口从明末的犯万口降至康熙十一年的万口“迁海”事件，更是千年未遇的浩劫。为防范郑成功父子的反清势力，于康熙元年，迁虎门以西，崖门以东的大溪、黄粱、潭州等地居民康熙三年，迁广州府番禺、顺德、新会、东莞、宝安、香山中山和新宁台山等七县沿海居民。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

村落、市镇夷为废墟，田园荒芜。被迁之民，少壮流离四方，老弱转死于沟壑。昔之村，大者或数千家，小者亦数。今则市井萧条，无鸡犬相闻之旧,广州府七县被迁丢荒的土地达，亩，占总面积，亩的二分之一直到康熙七年，迁民方才准许重归故园。但海上依然封禁，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俩藩王照旧横行施暴。顺治七年，当平、靖二藩入镇广州后，大加屠杀，“血洗十八甫”。

藩兵强占民房，城内隙地与城郊鞠为茂草以养马，以衙门、学宫充当马厩，城中居民被赶往今西门以西的所谓新城。作为中国海贸中心、岭南巨区市竭中心地广州，满目疮痍，成为二藩的军营和横行肆虐的指挥所。二藩恃其兵权在握，擅自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私设“总店”，罗踞津口，滥征货税。从无收税之例的日用鸡啄，乃至蔬果，都在私抽之列。尤其是垄断海贸，大搞走私贸易。

因其滥征苛税，行商望而却步，“西江之船遂不往来”。商业凋零，市镇残破。时人黄居石的《哀江门》诗写道甲辰移海尽邱墟，古庙独存新市侧毁瓦颓墙塌平道，四顾萧条目空极，可以说是当时市镇惨状的真实写照。连康熙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广东人民，为王下兵丁扰害甚苦，失其生理”。再加上受“路易十四小冰期”的影响，世纪的后半期广东气候恶劣，如年的旱灾，年的水灾、风灾、冷冻、冰雹，地震、虫鼠疫灾害等。

以上所列，都是广东历史上特大的灾害不难看出，十七世纪后半期是各种灾害的密集期。从四十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十多年间的人祸和繁仍的自然灾害交相作孽，使广东的社会经济陷入低谷。不仅使命中后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饱受摧残，甚至正常的生产活动也无法维持。海禁给广东海外贸易带来的打击尤其沉重。它切断了沿海居民靠海活命的生路。当时虽然也同某些国家发生贸易往来，如逞罗于康熙二年、六年、十年皆来过贡舶荷兰、英国也来过商舶，但贸易额甚微。

藩王和督、抚趁火打劫，通过其委托商人作海上走私，大发其财。尚藩便委任沈上达为藩王府贸易总管，大搞贸易走私活动。在广东各级官员的庇护下，沈上达成为显赫一时的富商。当时广东的各级官员都从沈上达处得到余润。康熙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对随奉折本面奏请旨的大学士、学士们说“沈上达系尚之信所属富商，联闻广东大小官员无不用伊银”。

所以，当尚之信反迹暴露后，有关的官员为杜绝受沈上达的牵连而杀之以灭口两广总督卢兴祖在康熙六年也指使香山知县姚启圣，阴与澳门为市，从事走私他们为了继续独享战时体制下走私贸易的专利，往往以防范郑氏反清集团势力为名，要求继续海禁。尚之信于康熙十六年，在广东全省“已底定”的情况下，还上疏请求申严海禁。甚至当“三藩”剪平，台湾郑克壤也已经降附之后，沿海督、抚依然阻挠开海贸易。

关于这一点，康熙皇帝是洞若观火的。被差往广东、福建开拓海界的内阁大学士石柱回京复命，于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为康熙皇帝所召见时，康熙皇帝说“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石柱以“海上贸易明季以来原未曾开”，又援引闽粤总督、巡抚、提督认为台湾新地为由作答。

康熙斥之日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曾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可谓一语中的。应当指出的是，藩王、督抚趁海禁作海上走私，以官僚政治与商业结合，霸占商利，形成政治和经济一体的特权阶层，他们擅夺海利，垄断商业，破坏了市塌的正常运转。明中叶发育起来的城乡市塌网络体系遭到摧残。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岭南地区来得较晚，结束也最迟。

镇守岭南的平、靖二藩在广东的种种劣迹，康熙皇帝是知道的。但为了利用其消灭南明政权和郑氏的反清势力，康熙皇帝对平、靖二藩采取宽容的态度。康熙十二年，当尚可喜上疏要求归老辽东，请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时，康熙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撤藩。三藩公然发动叛乱。经过八年战争，终于康熙二十年歼灭三藩，结束了藩王的暴政。

但岭南各地，“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广东为紧要之地，当兵焚扰攘之后，百事待举。李士祯正是在此情况下，于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以原衔按指江西巡抚调补广东巡抚，重任的。总之，明清易代之际，广东经受了明末战乱的严重干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跌入低谷。自李士祯抚粤之后，到康熙年间，广东社会才逐渐地走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