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万人逃离山东，82万人离开东三省！人口大迁徙中谁是最后赢家？

人口流动的背后，是一场关于机会、财富和未来的重新布局。

2024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三分之二，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2个住在城镇。这一数字背后，是庞大的人口流动大潮：2021年全国流动人口高达3.85亿人，相当于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迁徙路上。

在这场人口大迁徙中，山东一年外流42万人，东三省更是有82万人离开故乡。人口与经济版图正在重塑，一些地区蓬勃生长，一些地方则悄然收缩。

人口流动新格局

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从“乡土中国”迈向“迁徙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格局均已发生重大转变。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随后缓慢回落，但规模依然庞大。

人口流向呈现明显规律性：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不断提高。从省份看，2021年人口增量前五的省份为浙江、广东、湖北、江苏、福建，全部位于南方或东部沿海。

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流动类型呈现“四三二”分布。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流动类型稳定，多为人口净流入；中小城市则超过半数属于人口净流出型。这一趋势加剧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分化态势。

“北人南迁”趋势显著加强。流动人口中“由北方到南方”的数量远超“由南方到北方”的比例，人口重心持续南移。这一趋势自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成为区域人口变化的重要特征。

从南北格局看，北方地区面临的人口外流压力更大。山东一年外流42万人，东三省更是有82万人离开。这些人口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城市群。

经济因素主导了这一趋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人口流向背后首要的动力是地区的经济活跃度。有没有好的产业、优质的就业机会，能否带来较好的收入，是影响人口迁徙流动的主要因素。”

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出生率也在持续走低。2022年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标志着中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

从2016年到2024年，中国年出生人口从1883.23万人下降到954万人，呈现明显少子化趋势。这一变化正沿着教育系统传导：小学在校生规模已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预计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

教育系统已经感受到人口变化的冲击。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为1616.6万人，减少261.3万；在校生从1.08亿减少到1.056亿。幼儿园更是下降多年，2024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584万人，与最高峰的4818万相比，少了四分之一。

教师队伍也开始出现过剩。根据统计，去年小学专任教师减少6.62万人，幼儿园专任教师已连续2年减少，减少了41.23万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团队测算，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可能过剩150万，初中教师过剩37万。

赢家与输家

在这场人口大迁徙中，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最大赢家。这些地区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还优化了人口结构——流入人口中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对当地生育率作出贡献，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以合肥为例，2023年其常住人口增量达21.9万人，位居全国各城市首位。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高新产业集群的形成，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强大力场。

中西部强省会城市也成为区域人口赢家。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省内人口回流就近就业城市化。成本较低、方便照顾老人和子女的优势，使其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

输家则是那些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面临劳动力减少，还伴随老龄化加剧的挑战。《2021年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哈尔滨全市常住人口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减少了10余万人。

未来中国人口分布将呈现“菱形结构”格局。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和成都—重庆等超大特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城镇体系的支点，形成菱形空间结构。

城镇化仍将持续推进，但模式将发生变化。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将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接近70%。

人口流动的渠道将更加畅通。国家已明确提出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进一步拓宽城镇落户渠道，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未来的人口分布将更加聚焦城市群和都市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已经相对成熟，容纳了中国46.7%的城镇人口，将继续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

区域平衡的新思维

面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区域失衡，需要新的平衡观念。全国政协委员指出：“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

经济的集聚和地区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并不矛盾。中国的城市间GDP规模差距大约处在日本的水平，但人口集聚程度远远滞后于GDP的集中程度，导致人均GDP在不同城市之间差距较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国内部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是经济一边集聚，但地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日本、美国的GDP和人口都同步集中在少数地区，但地区间的人均GDP差距较小。

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适当流出可能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一部分人口流动到条件较好的地方，提升收入；留守人群可实现农业、旅游等产业规模化和现代化；人口流动还能带来地区间人均GDP和收入差距的缩小。

未来几年，中小城市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高铁开通重构了城市经济地理地图，“一小时经济圈”利好那些已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随着东部地区生产生活成本上升，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大量生产型企业开始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中小城市转移。

数字化经济的兴起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物理距离的差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对资源和人才进行反向调节。在这场人口大迁徙中，没有绝对的赢家与输家，只有不断适应的生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