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河襟带 一水长萦 海河文化从传统奔向未来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天津，一座因河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自古便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穿城而过的海河，不仅滋养了九河下梢的海河儿女，更深刻影响了天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正是她，孕育出伫立于漕运、海运要冲的天津卫，绘就商贾辐辏的繁盛图景，在近代又托举起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之都和港口贸易城市。海河泛起的粼粼波光与荡漾的每道涟漪，默默记述着这座城市从传统奔向未来的足迹，展示着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程。海河经受了欧风美雨的冲刷、洗礼，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昂扬着硝烟淬炼后的坚韧与倔强，将天津人的沧桑与荣光，汇入水与城和旋共鸣的壮阔交响。

　　天人共济 众水汇津

　　海河的形成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海河在历史上有沽河、直沽、白河等诸多别名。“沽”是天津河流别具特色的名称，《汉书·地理志》在描述古时海河水系风光时，即用“沽水”名之，海河两岸有不少村庄以“沽”字命名，“津沽”也由此得名。众所周知，天津有七十二沽之说，清朝诗人查昌业在《即景》一诗中，即勾勒出津门的北国江南图景，“七十二沽沽水阔，一般风味小江南”。

　　早在金元时期，海河就以直沽河之名载入史册。《元史·崔敬传》就这样记述：“直沽河淤数年，中书省委敬（崔敬）浚治之，给钞数万锭，募工万人。”明朝以来，为抵御倭寇，大沽、塘沽等名称屡见史册。随着大沽口之名的出现，海河干流也被称为大沽河。而“海河”之名见诸史籍较晚，最早是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光启撰写的《粪壅规则》一书中有“天津海河上人云‘灰上田惹碱’”等字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海河”一名最早的历史记录。至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畿辅通志》记载：“海河，南北运河之会流也。”海河这一名称遂沿用至今。

　　海河以水为墨，在时光中勾勒出天津城与水相依的生命脉络。东汉之前，各河流依地势散流渤海，尚未形成独立水系。东汉末年，曹操为统一北方，开凿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及新河，沟通水系，海河雏形初显。此后，海河水系的演变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华北平原的形成息息相关。直到隋朝大运河开通，南北水运贯连，海河水系得以重生，海河与天津的缘分也由此展开。

　　“先有三岔口，后有天津卫”，这句民谚道出天津与海河之间的深层联系。邻近京畿的地理位置，使天津依靠海河获得得天独厚的漕运契机，也造就了天津的繁华初现。隋朝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使天津成为南方向北方运送军粮和物资的重要渠道。金朝时迁都燕京，永济渠成为向帝都运粮的必要途径，后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设立直沽寨，加速了天津居民的聚集。元朝时，直沽寨更名为海津镇，三岔河口进而成为漕运、海运的重要枢纽，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路。元朝张翥有诗云，“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描绘出三岔河口漕船往来、桅樯如林的盛景。明朝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燕王朱棣率兵由三岔河口渡南运河直驱南京，夺取政权。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下令在直沽设卫筑城，赐名“天津”，表示这里曾是天子经过的渡口。天津从此开始行使“拱卫京畿”的重要军事防御职能，而海河被赋予了更大的水运职责。清朝时期的天津，地处河海要冲，商贾云集，货栈林立，车水马龙，一跃而为商舶往来之要塞。近代以来，海河进行了裁弯取直等疏导航运的工程，扩大了航运能力，进而推动了近代天津国际贸易的发展，至1910年，天津港在贸易规模和贸易地位等方面，均超过早期开埠的广州、厦门、宁波等外贸港口，天津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商埠。

　　汇通天下 贯通古今

　　水运通衢编织的商贸史诗，让海河成为贯通古今的经济动脉。海河，奠定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漕运重镇和中外交通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与盐等本土资源共同建构了天津特色。天津产盐甚丰，长芦盐远近闻名。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清朝乾隆时期长芦盐区有十个盐场，其中天津的北司就辖有兴国、丰财、芦台、济民等八个盐场。

　　近年学者考证，《潞河督运图》实为“海河巡盐”的历史写照。画卷徐徐展开，清朝康乾盛世时天津三岔河口的两岸风貌、市井的繁华与烟火气息扑面而来，盐船装盐、行盐的繁忙景象跃然纸上。资本雄厚的盐商占据了旧时天津“八大家”的半壁江山，如益照临张家、益德裕高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等。

　　海河，汇通天下，将南北东西的商品集散于此。自明清以来，伴随着海河上漕船的穿梭如织，各地的粮商、纤夫、票号掌柜、行脚商人等络绎不绝；近代以后，异域商船犁浪而至，远洋来客接踵登岸，在“五方杂处”的海河两岸相遇。与物资和人口流动息息相关的是，人来人往、繁荣喧嚣的商业聚集区形成于海河之畔，各色人等与中外文化于津门相遇。随着各地官商云集津门，便于商业往来和联谊互助的各地会馆、同乡会等地域性组织或团体应运而生，如闽粤、怀庆、广东等会馆成为城市新景观，堪称天津商贸繁荣的历史见证。

　　海河文化展现着有容乃大的家国情怀，熔铸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品质，津门儿女与各地志士以开放的胸襟铸就民族品牌。范旭东与侯德榜共同缔造“永久黄”化工集团，其“红三角”纯碱在万国博览会夺魁，背后是实力雄厚的技术团队——既有长芦盐工的经验技能，也有留美归来的科学智慧。宋则久经营国货售品所时，派人分赴各省搜罗各地优质国货，聘请江南绣娘改良布匹花色，组织社会团体、举办展览会、创设报刊、发表演讲、进行舆论宣传，为天津赢得良好的城市形象。宋棐卿汇聚河北纺工、江浙技师与天津商帮之力，创办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诞生于海河之畔的鸵鸟墨水，最早可追溯至1875年位于山东招远的诚文信印书局。1935年郭尧庭移师天津，潜心研制墨水，甚至不惜高价购买生产原料，在10年后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滴墨水，“鸵鸟”牌墨水就此问世。这种开放共创的精神，奠定“国人制造”的丰碑。

　　海河不仅见证了南来北往、千帆竞渡的盛景，也凝视着中西融合的文明碰撞。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英、法、美、德等九国在海河两岸设立租界。海河码头成为外国商船上下货物的停靠处，而主要货品也不再是传统的粮、油、盐等必需品，而是地毯、毛线等工商制品。明清时期，茶叶是中国贸易出口的大宗商品，外国人对这种来自东方的“黄金叶片”格外青睐。天津作为中外茶叶贸易中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海河实现茶叶的集散与转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在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天津、海河蜚声国际。

　　人文气质 开放包容

　　河海交汇的自然特征，赋予天津独特的海洋文明基因与开放包容的人文气质，元朝泰定三年（1326）在海河畔敕建供奉妈祖的寺庙，后与天妃庙、葛沽天后宫遥相辉映，彰显北方特色，衍生出天津皇会、葛沽宝辇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建筑不仅是海河历史变迁的见证，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逐渐演变为商帮议价、劳工聚集的“河岸会客厅”。

　　南来北往的人员交流不仅赋予天津人多元交融的特质，而且使独特的天津方言之美充分显示出来。天津话是一个“方言岛”，以老城为核心，与周边的东丽、津南、西青、北辰等区域的语言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更不用说其他地区了，其独特之处要拜明朝燕王朱棣扫北和朱棣设卫依靠安徽人所赐。因此安徽话一度成为天津人的“官话”，新移民要想融入天津，就必须使用源自安徽的天津话。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也为天津带来了多样化的语言，随着语言融合，再加上六百多年的演变，便有了现在的天津话。

　　海河两岸矗立的各具特色的小洋楼，组成“万国建筑博览会”。这些建筑不仅演绎着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而且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文化的再生。利顺德饭店里的房客既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有各国政要。而金融街既有林立的外资银行，也有民族金融机构。大沽船坞等近代企业、北洋大学等中国高等院校和《大公报》等新闻传播业也都依海河而兴。

　　开放包容的海河文化特质，在天津人的文化生活中也得到生动的体现。不论是来自外地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越剧，还是来自外国的话剧、音乐、舞蹈等，在与海河文化融合后，成为天津人表达喜怒哀乐的重要方式。市井文学、相声、曲艺杂技以及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风筝魏、刻砖刘等也表达着天津人乐观豁达和风趣幽默的性格特点。舞狮、舞龙、高跷秧歌、抬阁、旱船等花会表演项目及摔跤、放风筝、抖空竹、踢毽子、围棋、象棋等传统体育，既为年节习俗营造喜庆气氛，也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娱乐色彩。霍元甲等武术宗师，敢将外国大力士打下擂台，为国扬威。韩慕侠等武术高手更将武艺传授给周恩来等南开学子和二十九军“大刀队”队员。1895年，篮球等现代体育最早进入津门，董守义不仅培育出屡战屡胜的“南开五虎”，而且让更多的人养成敢赢不怕输的品性。

　　近代中国看天津，静静流淌的海河不仅承载着繁华旧梦，也亲睹了海河儿女不惧风雨的砥砺前行，见证了他们反抗外来侵略、寻求解放的英雄史诗。19世纪中叶，面对列强的侵略，海河儿女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抗争。从大沽口炮台的烽火到觉悟社的星火，再到抗日战争的炮火，天津人始终以不可抗拒的坚韧书写着民族自强的奋斗篇章，海河之畔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不屈的意志与抗争的热血，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与抗争的缩影。

　　海河之于天津，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还是一条连接起传统与未来、天津与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带、文化带、生命带。水与城早已在岁月流转中融为一体，在新时代更成为津沽大地奋楫扬帆的精神图腾。从九河襟带的自然馈赠，到万国博览的文明碰撞；从码头号子里的市井烟火，到觉醒年代的呐喊奔流，海河以其百川归海的包容与劈涛斩浪的勇毅，将天津精神淬炼成“河通天下、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写下的那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今日之海河，正携着津派文化的基因，书写“河与海和鸣、古与今对话、中与外共荣”的当代史诗，昭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