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名将张发奎:如果七七事变后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

1936年9月12日，41岁的张发奎与余汉谋成为国民政府首批授予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者。为奖励张发奎在北伐时期的功勋，国民政府在11月颁授他宝鼎勋章。

1937年春，张发奎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驻嘉兴县，负责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一)

1937年7月21日，张发奎得到紧急命令，并接受了预期于淞沪作战并积极准备的意旨，他立即从国防施工工地上回到了嘉兴。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任务，详细考虑指导行动的腹案。

8月初，张发奎奉命从事上海作战右翼的部署。他计划把辖下的部队利用夜间秘密推进到上海的边缘，以攻势行动，先歼灭上海驻留的日军，以收先制之利，并使敌人海上增援的部队无法取得立足之地位。他说：“攻击才能行动自由而立于主动的地位，而奇袭乃战术上最卓越的行动，胜利之冠。”

早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张发奎就始终反对消极作战的手段。当时，日军在上海驻留三千余人。他向十九路军蒋光鼐建议说：“应不顾一切，采取迅速而彻底的攻击，以车辆输送部队，突击虹口之日军司令部，并以商轮堵塞吴淞口，遮断其水陆之交通，只有这样才可以歼灭上海的敌入，并引导于我有利的战斗。”并指出：“为顾意国际与外交，是战略政略上的最大错误。”但蒋光鼐终以“只有应战，不能求战”的见解，否定了他的建议。

这次，张发奎吸取当年失败的教训，将所辖仅有的两个师，秘密地向上海附近推进，以李松山的第五十五师进出浦东及右侧的沿海地带；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进出于上海龙华附近；自己则带了必要的幕僚设立指挥所。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揭开了序幕。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淞护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任左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军总司令，并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三个师，以及张肇基的独立旅、炮兵第二旅第二团。同时，建绪之第十集团军也归入右翼军之序列。

张发奎令张肇基旅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李师移往上海方面，使其适时策应左路军之作战；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控制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力。

当天，敌我双方在上海的部队发生接触。张发奎指挥左翼军照原定计划开始攻击。经过数日的战斗，因没有摧破坚固工事的兵器，且不熟练城市作战，虽一度进出浦江码头，但敌人的整个防线，终未能攻破。右翼军由于隔着租界和黄浦江，敌我双方均非作战重点，战况较为沉寂；而左翼军方面战况吃紧。

张发奎即用各种方法策应、支援左翼方向之作战，除将阮师增援外，还以炮兵在浦东之洋泾浜附近设置阵地袭击日军之左侧背，收效甚大。

8月16日，日军因左翼攻势受阻，转而向右翼浦东方面进犯，以军舰数艘掩护其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

张发奎指挥第五十七师进入阵地，遏制日军进攻，先后与敌遭遇于三菱、三井、耶松码头。由于官兵英勇抗击，日军虽登码头而不能前进一步。

当晚，张发奎调集主力向敌进攻，并充分发挥炮兵的威力，与敌舰展开炮战，击伤日军旗舰“出云”号。敌在张部优势兵力围歼下，死亡枕藉，不能立足，不得不放弃进扰浦东之企图。

22日，日军增援部队第三、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第八师团各一旅团，同时在宝山、狮子林登陆，以主力向张治中之左翼军方面的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攻。

张发奎见左翼方面战况趋紧张，一面指挥部队抗击川沙、浦东各地敌军的蠢动；一面命令阮肇昌之第五十七师增援左翼，并亲自指挥炮兵策应左翼作战，轰击浦东对岸敌人码头、货栈及虹口日军司令部，战况异常激烈，给日军左侧背以严重威胁。

在这次抗击日军的会战中，张发奎所指挥的炮兵队，曾获“”神炮”之美称。这支炮队仅有六门“卜福斯”山炮，布防于浦东洋泾浜附近的竹林里，正对着虹口日军司令部，并钳制着黄浦面上敌舰及其后方部队的行动。炮队还利用海底电线在黄浦江对岸设置一个秘密观测所，及时校正弹着点，在夜间也能准确射击。

这支炮队，虽然人、炮很少，却发挥了极大威力，准确地轰击了虹口日军司令部，重创过日海军“出云”号旗舰。张发奎非常喜爱这支炮队，一到作战需要便亲自去指挥。

有一次，新闻记者进行战地采访，邀请该炮兵营长在阵地前拍照留念。次日，采访消息与留念照片一并见诸报端。张发奎见军事机密被泄露，大为震怒，急忙令该炮队转移阵地。

不出所料，日军飞机就在当天中午对该炮队的原阵地进行轮番轰炸，洋泾浜附近的竹林全被炸毁，附近的民房也遭受池鱼之殃。事后，该营长被撒职，报馆也受了查究，记者亦被扣办。

随着战事的扩大，日军不断从国内增兵，其第六、九、十三、一〇一等师团陆续运到，兵力已达二十万人，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准备进行决战。

蒋介石也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七十余个师的兵力，远从川、滇、黔、桂以至大西北，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输送，京沪线、沪杭线以及长江水道，成为运输大动脉。一师一师的部队投入战场，以确保这个远东最大城市。

然而，租界林立的上海是个不设防城市，中国军队只能在临时性工事中以血肉之躯，忠勇之气抵抗装备精良、拥有优势火力的敌人进攻。

在这种况下，张发奎与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应对上海会战可能适时运用兵力之最高点，作有效而精密的计算，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挽回战局，那就应该改变战略，进行持久消耗战，先以约十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国防工事，作第二线抵抗。他们并保证，在接受敌人攻击时起，愿意担负在既设阵地上固守三个月的责任。

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以争取所谓国际支持和影响。9月17日，蒋介石免去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的职务，自兼该职。同时，将左翼方面划分为两个地区，以陈诚取代张治中为左翼军总司令，另以朱绍良为中路军总司令，张发奎则仍任右翼军总司令。

9月下旬，上海守军转入阵地防御战，战况渐趋不利，阵地次第失陷。9 月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左翼军被迫退却。

在右翼方面，张发奎指挥部队严密戒备，抗击了敌军几十次的登陆行动。当时，杭州湾方面守备薄弱。他考虑到历史上曾有过倭寇从金山卫登陆骚扰浙江的故事，认为日军有从金山卫登陆，威胁上海守军侧背的可能。

于是，他亲自前往视察地形，在该地配置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构筑强固工事，再三叮嘱官兵固守，不能疏忽。另外，还派出船队出海搜索敌踪。但由于日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在该处强行登陆，守军兵力过于薄弱，结果未能遏止敌人的攻势。

10月30日，日军从周家宅、姚家宅强渡苏州河。守军的左翼军、中路军均败退；右翼军的处境极为不利，形势非常严峻。

这时，张发奎被改任中路军总司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由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接任。11月2日，他把指挥所由南桥移到龙华西侧的千山，以接近前线指挥战事。

这时，战况又发生变化，第一线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渡河之敌从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而张发奎手中又无兵力可资调遣。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他心情极为沉痛，但仍表示：“流最后一滴血，尽最后一分力，死守下去。”因此，他竭力保持镇静，不断鼓舞士气，撑持危殆的局面。

11月5日，日军以第六、第八师团在杭州湾、金山卫等处同时强行登陆，并迅速向松江推进。张发奎急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增援松江，但该军集结未毕，即仓卒应战，为日寇所破。9日，松江沦陷，上海守军腹背受敌，呈全线崩溃态势。

蒋介石只得下令撤兵，上海抗战以失败告终。

在这全线崩溃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仍不忘保存其中央军的实力。撤退的命令不是循指挥系统下达的。当蒋的嫡系将领俞济时率部撤退至张发奎司令部门口时，他才得知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当其指挥下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书面命令交给他时，命令已由胡拆阅了。张发奎为此深为不快，但还是向其他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这时，张发奎已奉命解除中路军总司令之职，复回右翼军的指挥任务。他当即电令第十集团军迅速占领乍浦、嘉兴一线阵地，拒止敌之追击部队。

这一线的阵地，是张发奎在战前亲自监督完成的，故对地形特别熟悉。他决定亲赴嘉善督师，以极大的努力迟滞敌人由沪杭线南下。暮僚们为其安全而担忧，竭力加以劝阻，但未被他采纳。

11月13日，张发奎抵达嘉善，冒着弹雨视察阵地，得知保存工事图表的人员，与掌管掩体钥匙的乡保甲长已出逃了，部队无法进入既设工事。他只好令仅有一师装备的兵力，占领近三十公里之正面，在暴露的土堆上构筑临时野战掩体，与当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旅团之一部的优势装备之敌抗衡。

14日，便失了嘉善。19日，又失了嘉兴。11月下旬，日军以主力沿京杭公路、一部沿京沪铁路采取钳形攻势向南京前进。张发奎被改派在宜兴方面指挥刚从西调来的廖磊兵团。占领一个侧面阵地，以策应南京的保卫战。

12月初，张发奎在吴兴一带被由京杭路进犯之敌击破。12日，南京沦陷。随后，张发奎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皖北、皖南山区，一面进行整补，一面从事游击战。

张发奎在反思长江下游抗战经过时说，我们不可讳言，这一阶段的军事方面，是失败了。不要带着阿Q的精神以自慰之口吻，夸说我们的战略如何成功。反之，我们更要承认错误，切实地去检讨，虚心地来接受教训，不要讳疾忌医，应即面对现实，承认事实，勇于进行改革，扭转一切颓风，以复仇雪耻。

(二)

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仍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外围作战。所部作为该战区的基干部队,驻守江西九江以西地区并沿长江拒敌。

该战役由于日军集中在华海陆空军最大的力量，采取沿江跃进、疾进直取的战略方针，企图迅速夺取武汉，控制长江天堑，横断中原，以遂其切断中国南北交通之目的。

所以，张发奎部所防御的地带，既是御敌沿江西进的要冲，又是阻敌战略迂回的屏蔽。

1938年8月19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对码头镇作试探性进攻，张发奎命第三集团军进行抗击，阻遏了敌之攻击。21日，敌以主力第九师团、波田支队主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

瑞昌城，城东有城门湖横阻，城北有赤湖相抱，西北、东南峰峦绵亘，西北和正北有郎君山、武山倒插，笔架山、鲤鱼山连成半环，鸟瞰瑞昌城，闭锁瑞昌至码头、瑞昌至阳新公路。

张发奎部凭借这样的有利地形，竟未能支持半日，即于24日午间丢失了瑞昌这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战役要点。

瑞昌沦陷后，敌人便占据了战役机动的有利位置：北可攻击江防要塞码头镇；西出阳新，可越幕阜山而踏上武汉平原；南下武宁，可迂回德安。

张发奎鉴于这一恶劣形势，乃督饬第二兵团所属各部与薛岳所率第一兵团，利用瑞昌以西的幕卓山山脉及沿江要塞占领纵深阵地，与沿瑞（昌）阳（新）公路推进之第九师团等部激战近一月之久，在码石街、马头镇予敌重创。

随后，又在田家镇要塞与敌相战一星期，杀敌数千，沉敌舰数艘。日军集中力量发动总攻，守军浴血奋战，死守不退，全部战死，要塞陷落，从而洞启了武汉门户。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张发奎所部退驻湖南。

(三)

1938年11月，张发奎出席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鉴于张发奎过去与两广有着极深的渊源，任命他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两广军事；同时还要他任广东省主席。但张发奎以向无行政经验为由力辞，后乃改派广东军人李汉魂出任该职。

南岳会议结束后，张发奎率幕僚回到阔别多年的广东。1939年元旦，在广东战时省会曲江就职。当即召集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等会商，听取他们的情况报告，研究及交换战术上的意见。他号召广东军人摒弃成见，加强团结，发扬第一师精神，收复失地，洗雪奇耻大辱。

当时，第四战区的当面之敌，有日军的第二十一军所属第八师团和第一〇四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之一部，共约四万人。

敌以广州为中心，分兵进据江门、新会、三水、新街、街口、太平场、福和、增城、石龙等地，以之为外围据点，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作长期占据广州的打算，并无积极进取之意。而第四战区所辖部队，除粤桂南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所属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的六个师兵员比较充足外，在广东方面担任守备的原第四路军余汉谋所部，仅有严重缺员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六军及两个独立旅；还有战区直辖第六十四军的三个师。按编制定额约有二十万兵员，但实际上不足三分之一。

基于这种敌我态势，张发奎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示，采取确保粤北，占领英翁线既设阵地为守势的作战方案，加强阵地工事，调整军事部署，训练部队干部，整理后方业务，多方进行作战准备。

首先，张发奎针对广东守备薄弱的情况，要求最高统帅部将从广东抽调出去的两个军调回，以原在广东的三个军、一个独立旅组编成第十二集团军，由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兼任总司令；以一个军和原广东保安部队编组的暂编第二军，组成第三十五集团军，由李汉魂为总司令；另申请将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调回广东，并将第六十五军划归该集团军指挥。这样，广东的兵力骤增至七个军十八个师和两个独立旅。

接着，张发奎着手调整部队的部署。这是一件复杂困难的工作，战区的正面，西自桂越边境起，东至闽粤边境止，是一条漫长辽阔的战场，海岸线的弯曲处很多，到处均可能是敌登陆的地点。而且交通情形不良，所有的公路和电讯网络都与正面成平行状态，统一机动运用兵力十分困难。另外，当时的指挥系统相当混乱，各不统属，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

张发奎认为，混乱的系统，或双重的责任，以及拘泥呆钝被动，都不合作战指挥的条件。

为解决这些问题，加强统一指挥系统，他采取确定职责和分层负责的方法，根据既定的作战方针，将第四战区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分兵防守，各司其责。以第九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六十五军、预备第六师及独立第九旅防守东区；以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指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防守南区；以第三十五集团军李汉魂指挥暂编第二军和邓龙光的第六十四军防守西区；以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指挥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六军及独立第二十旅防守北区。另外，由中央增援一个军置于韶关附近为总预备队。

这一部署和人事区分，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大致同意，并颁布了人事和区分的命令。但是，由于两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军人之间派系成见甚深。尽管张发奎与广东、广西均有极深的渊源，也不能指挥如意。

广西方面，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看家本钱，张发奎自然指挥不了。其后最高统帅部成立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行营主任，复将第十六集团军的指挥权从第四战区划出，改归桂林行营直辖。

广东方面，第十二集团军只听命于余汉谋。张发奎所能指挥的部队，实际上只有第三十五集团军和只有空衔的第九集团军。即使这样，还有一部分军人指责他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

张发奎在反顾这段情况时说：“幸而我与李、白、黄诸将军以往有过革命历史上密切的友谊，彼此尚能推诚相见。遇事相互商讨，否则我这个司令长官不仅无事可做，而且实不能做。”

在这期间，张发奎还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规定，在南雄的修仁村成立了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自任副团长负实际责任，余汉谋及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团附。

这个训练团，旨在使军政各单位能注入新细胞，发挥两广传统的坚苦卓绝、勇敢善战的精神，为国效劳。本着这一基本旨意，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一方面挑选优秀军士施以士官训练，作为部队初级干部之补充或储备。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施以军事、政治训练，以备在战地组训民众及协调部队作战的政治工作。在训练期间，张发奎常常由曲江驱车前往各班作精神讲话及个别谈话，或在团上小住，与学员共同起居饮食，如同青年一样，过着天真、活泼、整洁、规律的生活。

经过七个月的严格教育，先后培训了四千余人，分别派遣到各部队去服务，收到了不少效果。

张发奎比较平静地渡过了十个月。这期间，除海南岛、潮汕相继失守外，其主要正面，一直与日军保持着对峙状态。但到了1940年11月，日军又在华南发动大规模攻势。

(四)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其第五师团、台湾旅团台湾守备队，及佐世保陆战队，配合第四舰队主力和台湾舰队之一部，飞机百余架，由司令官今村均指挥；先集中于海南岛海面，并占领围洲岛为前哨，于这天黎明开始，敌炮舰向企沙、龙门、钦州湾守军沿海阵地射击，敌机亦低空轰炸，敌集团舰队在海空军掩护下逐次迫近。下午，即施行登陆，攻陷防城、钦县，续向南重镇南宁推进。

此时，广西的指挥权已不属第四战区总司令部，但张发奎从第三十五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接合部的安全考虑，为防止广州湾方面被敌军偷袭，便亲自巡察西江防务。

与此同时，日军为策应桂南方向作战，在广州近郊集结部队四万余人，企图向粤北进犯。

面对这一情况，张发奎决定采取主动进击，制敌于先的手段，调集所部，向日军展开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他令第十二集团军以有力的一部据守粤汉铁路正面，以另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破其攻击准备，主力即集结于英翁线之山岳地带相机突击，并巩固曲江基地,粉碎敌人北进之企图。

11月27日，其驻守铁路正面的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四旅，及第一五一师之一部，开始向铁路正面和增城方面之敌攻击。经过两旬之激战，打破了敌人企图攻击之准备。

12月15日，张发奎获得确切情报；日军之第十八师团在从化河以东的增城、东莞、宝安间地区，第一O四师团一部在三水西南之江（门）、新（兴）间地区，主力在江村、新街、军田、银盏坳、龙口间地区。其近卫混成旅团也调到广州，继向从化北进。

他依据情报判断，日军即开始以主力向粤北进犯。于是，张发奎仍本着

制敌于先的意图，命令各部以攻势作战来打破日军北犯之企图。即以第十二集团军主力附第六十五军缪培南部向银盏坳、军田之敌攻击；第三十五集团军之一部向江、新之敌袭击，另一部进出白泥对官窑之敌攻击；掩护主攻部队之侧背；东江游击队向深圳、石龙之敌突击，切断其后方交通。

正在这时，日军也发起攻势，其先头部队以骑兵为前导，利用空隙钻营突进。自18日起，战斗之惨烈，与日俱增，形成了全面的预期遭遇战。25日，战况发生重大变化。张发奎所属的左纵队之广韶公路方面，受到日军主力的压近；第一五一师在军田附近与敌军陷于苦战；独立第二十旅及第一五三师与日军在左潭激战后，敌之一股约千余人窜至梅坑；官渡附近也发现敌骑兵进出，一时韶关震动。

面对这种态势，张发奎没有令部队以守势逐次抵抗，他认为，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一百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逐次抵抗，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击的时候，予以各个击破。因此，他立即命令增接之第五十四军，由曲江向大坑口、新江墟、翁源方向急进，向敌攻击。令右纵队除第六十五军之一部扼守主阵地要点外，集结主力于佛岗、水头附近策应各方面之作战；令第六十二军所部克日向从化、良口间钻隙迁回截击敌后，攻占从化、增城以北地区；令左纵队以一部固守沙田、梅坑、新丰之线，以有力之一部尾击敌寇而歼灭之；令东江指挥所主力，由惠州向龙门、左潭铁截击敌后，第二游击纵队积极袭击新街、龙口、江村之敌；令第三十五集团军暂二军，由四会向清远沿北江西岸夹击敌人，第六十四军进出北江东岸，截击粤汉路及广、佛间敌后之交通。

张发奎下达命令后，抱了莫大的希望，对幕僚们说：“如果我铁路正面能拒止敌人，则敌必将陷于分离状态，广韶公路方面之敌，必将受我多方面之优势兵力压迫而崩溃。”

1940年1月，经第五十四军的攻击，进犯新江、翁源公路方面的日军开始退却；英德附近铁路正面的敌人，也呈动摇状态。1月7日，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结束了第一次粤北会战。

张发奎谈到这次战斗的价值时说；“我们虽然因力量不足，未能一鼓作气，直捣广州，但敌之出击企图，确已为我们所粉碎，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

(五)

粤北战事刚一结束，张发奎就被解除广东方面的指挥权，将西江、东江，北江之指挥权移交余汉谋，转往广西指挥桂南战役，这是第四战区成立后指挥权限的第二次变更。

早在桂林行营成立时，最高统帅部就把桂南地区的指挥权从第四战区分割出去。划给桂南行营直接指挥，名为统师两广的司令长官张发奎，实际上只有广东省的作战指挥权限。

张发奎认为，远在重庆后方的最高统帅部在桂林设置一个行营，就近指挥华东、华中、华南之第三、第四、第九战区，使之行动协调，这原本合理而有必要。但行营之指挥权亦应以此为限，若将第四战区所属地区，无论是桂南地区，抑或其他地区拨交行营直接指挥，那是失当的。他看到统帅部这样任意分割建制，混乱权责，破坏战斗区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愤懑。

因此，他在解除广东指挥权的第三天，办完移交事宜，就回广东始兴老家休息，决不愿再作冯妇前往桂南。

张发奎回始兴不几天，陈诚、白崇禧和时任蒋介石待从室主任的张治中等，相继以电话或电报规劝。

他是一向主张坚决抗战的，目睹国家的危难和抗战的艰苦，觉得个人的任何困难，都必须忍受，便摒除成见，于1月20日离开老家。26日，随同陈诚、李济深等，路经柳州，到达桂林行营指挥所。

当时，桂南地区战况紧张。这个月的下旬，日军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各一旅团，沿邕宾路向昆仑关阵地正面攻击；近卫师团之一旅团，则由良庆沿蒲津道东进，侵占永淳，北渡邕江，迂回昆仑关，直指宾阳。

面对这种态势，张发奎十分踌躇。他认为，战况不利的时候，更调指挥官是不合时机的。同时，他又考虑：是自己单独负起指挥责任，还是与桂林行营共同负起双重指挥责任？如果单独负起责任，前期指挥人员将会发生什么感想？如果双重负责，自己除居于幕僚地位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但在他一切情况未明瞭之前，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一个预先拟定好的正面部队撤退的命令。

白崇禧告诉张发奎说：当晚的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就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

2月2日，宾阳、思陇相继失陷。3日，敌又占领武鸣、黄墟，窜扰邹墟，隔清水河与守军新三十三师对峙。

这次战役失败后，张发奎向最高统帅部请求处分。在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柳州会议上，一致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上级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因此，陈诚和白崇禧均受到降级处分：张发奎得到凉解，只记一次大过。

不久，张发奎从这次权责不明，双重指挥，导致战争失利中总结了教训，认为不能再为这个紊乱的指挥系统而牺牲自己的责任；而且感到原战区地境的划分，与两广地形和交通隔离状态不适应，亦有调整的必要。否则顾此失彼，牵制丛脞，增加指挥上的困难。

基于这个理由，张发奎向上级提出建议：依两广的形势划分为两个战区。广东战区由余汉谋负责，自己则专负广西指挥之责。

当时，其部下和幕僚多加以反对，认为这样削减了第四战区的权利；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示。然而，张发奎却认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一个军人只有自忖自己的能力，去做可能担当的事，醉心权力的观念是一个“英雄”思想或军阀野心。

经最高统帅部允许，于这年9月，将广东划为第七战区。

当时，张发奎的司令部已移驻柳州。这年冬，日军乘法国战败之危，入侵法属越南。桂南的日军为策应其海上进兵行动，自9月即将龙州、南宁的部队陆续抽调入越。到11月底，侵占南宁的部队则全部弃城，由钦州湾登舰而去。

这样，第四战区又进入平静时期。张发奎即加紧桂越边境布防和沿海戒备。他向中枢建议，把桂越边区的平孟隘、龙邦、水口、平而关、镇南关、爱店和粤越交界处滨海的东兴等国境要点，划为要塞区域，设官专司其事。但未被中枢重视，随后即门户洞开，任凭边区匪类自由出入其间。

南宁收复后，张发奎进行了一次战场旅行。在这之前，日军以少数兵力据守南宁将近一年，而第四战区用十倍以上之兵力久攻不下，其原因何在？

张发奎带着这个问题，在昆仑关、南宁等处，对敌人的防御配备、阵地位置，以及筑城方法等都进行了考虑和研究。通过对敌战场遗迹的调查，发现敌人在筑城方面与自己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日军防御工事的位置，多构筑在较高而暴露的防界线上；而抗战中期，国民党部队却力求低而隐蔽。他认为，这或许是日军对于空袭顾虑较少并注意节约兵力的原因。但它有个补救缺点的方法，即对于工事的强度特别讲求。

1943年冬，张发奎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拟具了一个入越作战计划。他的设想是：以一个军为基干的主力，由靖西向高平推进，攻击河内，并预期与滇境入越部队齐头并进；一个军由龙州方面向谅山前进，形成两翼钳形攻势；另一个军为第二线兵团，依情况加入左翼方面，由谅山北侧而向河内攻击前进。同时，积极策动越南革命党人进行宣传，扰乱敌之内部秩序；并充分供给其军火，以为内应之力量。

1944年春，张发奎按照这个作战计划的设想，组织所有预期入越作战部队的指挥官及主要幕僚和后方勤务人员，举行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参谋旅行演习。其演习和研究的课目，包括集中、机动、展开、战斗前、高平和谅山坚固据点之攻击、炮兵战车使用、步炮协同、陆空联络、后方勤务等十余个问题，并为预防敌人之转移攻势，在邕龙路演习了防御的战斗和追击的行动。这样，使有关参战人员了解了中越边境地形和应有的作战准备。

(六)

1944年9月，桂柳会战展开。张发奎根据战区兵力之劣势、装备训练较敌为差等情况，采取内线作战方案，指挥部队与日军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战斗。

他在总结这段战事时说：“这是我在军人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战，我为了它而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恨。

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先占平汉路，继占长衡路，控制粤汉路北段后，继续向桂柳进犯，企图打通湘桂、桂越二线。这个月初，敌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横山勇所率六个师团、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所辖两个师团，以及两个独立旅团和第五航空军，约十八万兵力，分别于湘桂路沿线和沿西江肇庆、都城集结，其二十三旅团即集中于雷州半岛，对桂柳方面分进合击。

当时，第四战区仅有第三十一和第四十六两个军，每个军只有两个正规编制师和一个没有装备的后调师，而其防御正面丝达一千五百余公里。同时，近年来战区的作战准备都以对越攻为基准，现要把重点转移到北方的正面，愈增加了作战准备上的困难。

张发奎接到统帅部确保桂柳的战斗命令后，一方面急令部队赶筑桂柳的城防工事和黄沙河、全县的前进阵地；一方面向统帅部申述，如果没有兵力增加，一切防守计划均难以实施。

增援的第九十三军入桂后，张发奎便决定了初期的作战部署他将主阵地布置于湘桂路的正面，以第九十三军担任全县及黄沙河的守备，第三十一军守桂林；并命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韦云淞为桂林守备司令，以参加过衡阳会战的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七五师集结于柳州附近为机动部队。

9月5日，他带着少数幕僚，从柳州飞抵桂林组织指挥所。8日，前往全县视察第九十三军的防务。他对该军陈军长说：“委员长给你的命令是死守全县，我却不同意这个命令。……我一向反对‘死守’这两个字。我以为在军语上或战术上都不应该有这个‘死守’的名词。防御的意义，在消极上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在积极上它是攻击前的一种手段；死守有什么意义？死了人如果无补于事，则这种牺牲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他将该军的任务改变为迟滞敌人行动，对敌人作一个坚强的抵抗，时间愈长久愈好。还命令说：“你应特别记着，撤退的时机应待我的命令。”然而，该军于10日晚至12日夜，未经激烈战斗，也没有张发奎的命令，就轻易地把这个战区的门户开放了。

在全县失陷的同时，粤方之敌第十九旅团，亦乘虚窜扰怀集、信都。雷州湾之敌第二十三旅团也在蠢动，从粤桂边境窜容县，企图与怀集之敌合击梧州。这时，桂林城又被奸人放火焚烧，陷于极度纷乱状态。

张发奎分析了这种态势：虽然从九战区转进区的杨森集团军及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和由七战区转进的

第六十四军，统归本战区指挥运用，但如果桂林以北的战况不能稳定，则这些部队的进出路均受到影响。于是，当即令第九十三军应于兴安、大小溶江、灵川间，利用隘路行逐次抵抗，迟滞敌人南进，并严厉命令该部在28日之前不得让敌人通过大小溶江东西之线。

与此同时，他看到转进本战区各部队，连月苦战，疲惫不堪，其兵力又不及编制的四分之一，不宜分兵向全县、兴安和信都、梧州进击，便决心先行集中兵力，以实行纯粹的内线作战。

10月上旬，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军令部的作战厅长张秉钧到桂林，与张发奎研究决定，由武宣经荔浦至桂林划一弧形，作为战略上的利害转换线，预期在这一线各个击破陷于分离状态的敌人。以夏威指挥第三十一、第九十三、第七十九等三个军担任桂林正面的作战；杨森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等三个军，担任荔浦方向的作战；邓龙光指挥第一三五和第一五五师，担任西江正面的作战；比较精锐的第四十六、第六十四两个军集结于荔浦附近，作为机动部队，待机投入攻击方面。计划还决定，以桂林为守势方面；西江和荔浦方面，则依况而转攻势。

这个防御计划确定时，史迪威到了桂林。白崇禧拍着胸膛对史说：“如果我们能得更多新式的美国兵器，我保证桂林可固守三个月的时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桂林，白崇禧也是这样说。史迪威听了这席话，把许多美国新式步兵火器和弹药由飞机运来，配给守城的广西部队。

内线作战部署既定，张发奎即令杨森集团军于荔浦、平乐，利用山地隘路作巧妙的布防，诱敌渡过漓江后而歼灭之。并同白崇禧一起前往侦察这个预想的战场。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直到10月中旬，龙虎关和兴安方面的敌人没有积极前进的行动，而西江方面的敌人，以其水道交通的便利和绝对优势的兵力，渡过邕江，连陷平南、桂平，并有继向武宣、来宾直趋柳州的模样。

张发奎深恐敌人拊其侧背，因为敌人越过武宣、来宾，将及柳州和默桂路后方之安全。那时，纵能在荔浦方面取胜，也无补于大局。他当即决定将第四十六、第六十四两军砖用于桂平)面，先期击破桂平之敌，以排除柳州侧背的威胁。

这时，史迪威也来到柳州，同意张发奎的决心，并答应经常保持五十架以上飞机，协助对桂平之敌的攻击。

10月21日，桂平攻击战斗开始。侵占桂平的日军为第二十二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张发奎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情况，将两个军致于主攻方面，重叠使用。以第六十四军的三个师展开攻击，以第四十六军作为战术兼战略预备队，预计三日内攻克其外围蒙墟据点，五日内攻略桂平城。

但到第三天，阴雨连绵，空军与步兵的运动受到限制，直到27日才扫清敌人的外围据点。待继续向桂平城扩大战果时，桂林方面的战况限于极度的不利。

这个月的中旬，日军四十一军的四个师团，分三路向桂林进犯：一路向大溶江的第九十三军阵地攻击；一路由兴安向高上田和灵田圩攻击；一路由灌阳向海洋平大圩攻击。当时，桂北军事指挥、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按照白崇禧、张发奎的部署，令第九十三军加强防御工事守备大溶江原阵地，第七十九军守备高上田之线，暂十九师守备海洋平之线；又命所部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从各军抽调六个步兵营组成一个纵队，立即开赴高上田归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指挥作战。

17日、24日，敌相继发动总攻击。27日，第七十军向敏思师阵地、第九十三军之右翼阵地被敌人突破，桂林外围的野战军，受到敌主力之第五十八师团、第三师团、第一大师团、第四十师团的压迫，全线发生动摇。

这时，张发奎看到柳州受到直接的威胁，便放弃了继攻桂平城的决心，重新考虑桂柳两据点的防御。他认为，桂柳的防御，固应竭尽我们最后的血汗，但到了绝望的关头，亦只有忍痛地放弃。“不成功，便成仁”的哲学，不过是强调做人的道理，并不是防御战术的原则。

他根据战史和最近据守衡阳四十八天而终于失陷的教训，大胆地变更了统帅部的指令，把柳州的防御寄托于时间的争取，而不把数十万生灵关闭于死城之内作无谓的牺牲。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张发奎对柳州的防御部署，拟定了一个河川决战防御计划：以邓龙光集团军占领迁江至象县、红水河北岸、柳江两岸之阵地；杨森集团军以一部连系邓集团军于象县、寨，沿河西岸占领阵地，并以主力固守柳州；夏威集团军连系杨集团军沿永福河西岸，由黄冕至百寿间占领阵地掩护侧翼；第四十六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柳州西侧，乘敌攻击柳州据点时，协同守备兵团转移攻势。

但在各兵团尚未完成部署时，夏威集团军即被日军击溃，计划未能彻底实施。

11月6日，红水河、柳江及柳州城各方面全线展开激烈的战斗。张发奎看到所率部队的战力已到了最后阶段，无法再作长久的支持了，于7月即命令部队开始破坏柳州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道。11日，柳州据点被敌突破，守军两个团被围。

这天，日军由漓江的东岸渡河，突破了桂林的核心工事，第一三一师长自杀。东岸各独立据点的守军，成百成千的被敌人的毒气室息于岩石洞里。

在桂林失陷的当天，张发奎将诸兵团主力撤至黔桂铁路的宜山正面，并于怀远、南丹部署了数道抵抗线，以迟滞敌人行动。经过几次激烈抵抗，换取了三周时间，退到了贵州的安顺一带。

(七)

张发奎在安顺停留两个星期，调整了司令部的内部，收容了残部，安顿了随部眷属。当时，有些幕僚产生了动摇心理，以为第四战区可能解体，或将留在敌后过那游击的辛苦生活，或想脱离而另觅出路。

张发奎认为，一个人不能在危难之中过着共同患难的生活，那是没有气节和道义的表现。他除保留大部忠贞干部之外，将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全部淘汰掉了。

12月，张发奎奉最高统帅部命令，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桂西百色，将杨森集团军改归汤恩伯指挥，第十六集团军的第三十一、第四十六两个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的第六十二、第六十四两个军转入桂西，归第四战区指挥，担负对越南、南宁方面的警戒，以及整编部队。

他表示说，桂西是偏僻山区，须激励部属以卧薪尝胆的意志，发奋图强，扭转这个西南边陲的局势。

这时，美军派遣博文上校到第四战区司令部，准备组成一美军战地联络团跟随战区行动，担任盟军的联络，协助部队战。张发奎看博文诚恳、热心，表示欢迎与其共事。他对博文说：“我将暂以百色为司令部的地点。那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小镇，恐怕会委屈你过着很苦的生活。”博文却很幽默地回答说：“我想百色飞鸟的歌唱会比都市舞厅的爵士音乐来得幽美，百色的月亮会比都市的电灯来得明洁而光亮。我想从百色去发现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好象一颗石子投在水里。它的小小波浪会掀起太平洋的汹涛，把我俩的像片刊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受着人们的崇拜。”

12月22日，张发奎率部离开安顺，经安龙、兴仁、沙子岭，于27日到达百色。

当时，百色是桂西最大的都市，平时约有四万人口，为桂、黔、滇各边区的交通中心，广西省政府也同时搬迁到这里。

1945年初，张发奎在百色召开了一个检讨会议。他强调说：“我们要从失败中去找出失败的原因，要从教训中去改正以前的过失。“这次会议作出了三个结论：第一，拟定了一个对敌人山地作战的对策，效法敌人编组若干特别装备的突击队，完全以飘忽敏捷的行动来担任战斗。第二，根据各军师长的现状报告，制定了一个减少番号充实单位的缩编方案。第三，决定给予桂林守军军长贺维珍，桂绥第二纵队司令唐纪，以及在平南方面作战不力的第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处分。

部队整编方案经最高统帅部批准，决定取销第三十一、第三十七两个军，以及第一三五、第一五五、第一七O之三个师的番号。张发奎以良心保证说，这个整编方案是依据战绩和部队状况而核定的，丝毫没有异己及情感爱恶上的私见或封建观念。

但这个方案的实施，保留了广东的第六十二军和第六十四军，而且增加了第六十二军所属的一个师；广西部队却削减了一个军和两个绥署的纵队。因此，部队整编遭到桂系的反对，白崇禧将其外甥海竟强任师长的第一八八师临时拨给第四十六军。结果桂系的军队只取消了一个三十一军军部和两个后调师的番号。经过整编，第四战区仍管辖三个军。

与此同时，张发奎请美军编训突击营。这种营是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输送连编成，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持久性。每个战斗排配有三挺轻机枪、一门野战炮、六个掷弹筒、一挺战车防御枪和十八支步枪，火力强大，电器通讯也远比一般部队原有的灵敏。原计划每个师编组一营，因经费和装备关系，仅在两个集团军各先编成一个队。

张发奎给予突击营特殊待遇，武器装备，除步枪外，都是美式的。副食品供应也比一般部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他强调说：“要求他们发挥高度的战力，则对其体力必需的营养，应予以充分供给。”两个月后，突击营因体力增强和良好的训练，在邕龙路方面取得五次辉煌的成绩。

在百色，张发奎遭遇了一个最艰苦而饥馑的时期。桂西山地贫脊，能供应部队的粮食甚微，而南宁产米区业已沦陷。部队每日所需二十万斤粮秣，弄得后勤幕僚及兵站人员、省府田粮处人员焦头烂额。他每日也要以大部分精力，审批幕僚们关于粮食短缺的重复报告，参加粮食会议，感到十分头痛。

这期间，部队以稀粥度日的事常有发生。至于每日食米定量不足更为普遍。军校的学生也要成群结队，往返四日行程到百色挑运自己的口粮，以挑米代替军事训练。一个学生对张发奎说：“我们的愿望是来学习如何使用武器杀敌，可是现在是来学习挑扁担了。”

然而把握实权的政府官吏、豪门显贵却勾结巨商大贾，运用官僚资本及其职积，大发国难之财。因此，有“前方流血，后方流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流言讥讽。

1945年8月间，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当时，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昆明。美国为急于解决远东战争，应充以大量的武器装备配给西南的三十个步兵师，以协同美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带转取攻势。因此，将含有消极作战意义的战区名称，改为比较含有积极作战意义的方面军，规定滇越方面为第一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卢汉为司令官；黔桂铁路方面为第三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汤恩伯为司令官；湘西为第四方面军的作战区域，王耀武为司令官；张发奎所指挥的战区则为第二方面军。

命令公布后，张发奎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藐视和羞辱。不少部属也认为这样有欠公允，觉得张发奎资望最高、经历亦深，且是现役上将，不应与资历尚浅的王耀武等同列。他想提出辞职,推荐夏威出任该职。但又觉得军人只有服从，不应在地位上去争执。国难当头，应加紧努力克已自励去争取军事的胜利，才是军人本色。

他说：“如果国家认为我应负这个职务，我只有从这个职务上去努力。”因此，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平心静气地显现沉默而超然的军人风度。

随着战区名称的更改，张发奎所辖的第十六、第三十五两集团军的番号也被撤消，夏威、邓龙光两个集团军总司令调任方面军副司令官，由方面军直接指挥三个军。同时，司令部的组织世发生变更，原来参谋处总揽的人事、作战、情报、后勤等业务，则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处。兵站总监部改为补给区司令部。副司令和一部分经理人员，任用了美国军官。

张发奎担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后，与美军的将领接触更多了。不管是前线作战或是后方勤务，与博文上校的联络部接触十分密切。魏德迈、麦克鲁等也先后来到百色。

有一次，方面军讨论作方针的攻击方向时，张发奎问是否向南指向越南的敌人，麦克鲁却幽默地答复：“或许向东更有价值吧。”开始，张发奎非常侘异，东边是汤恩伯的作战地域，而摆在第二方面军正面的却是南宁和越南之敌，无论任何战略家，都不会把箭头指向东边的。

后来，他才知道麦克鲁的回答预示了三个月后的作战计划。

5月，张发奎获知驻守南宁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已向越南撤走，仅留约两个团的兵力于南宁及其附近各据点，并有撤退的迹象。因此，他当即决定进攻南宁，收复失地。先派遣两个突击营于邕龙路两侧地区，以切断敌人南宁与越南的交通。5月中旬，令第六十四军之一部潜过左江，在南宁侧后活动；其主力推进于南宁近郊，以压迫的态势。严密监视敌人，伺机攻击南宁；还以一部便衣队，利用情报人员，潜入城内，伺机内应。复以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于上林、宾阳附近，向邕宾路日军据点攻击。

由于将士用命，奋勇争先，经过短期战斗，终于5月底将桂南名城南宁收复。

这时，惨败的日军分向邕宾、邕龙路逃窜。张发奎即令第六十四军之一部向越南边境追击；以第四十六军切断向邕宾路逃窜之敌，并即乘势向柳州攻击。6月上句，相继攻克思乐、明江。

7月3日，克复龙州、凭样，将桂南的日军驱逐于国门之外。

南宁克复后的第三天，张发奎即到南宁设立指挥所。6月11日，他命令第六十二军和第六十四军之一部，由靖西、镇南关方面，向越北的高平、谅山之敌攻击前进；令第四十六军不待第三方面军到达，主动先对柳州施行攻击，并以一部迁回柳州向雒容附近进击，切断柳州敌之退路。但陆军总部不同意这一部署，令第六十二军、第六十四军的一部不能轻率行动，应暂停止于国境；第四十六军不能单独行动，应撤回来宾、武宣、红水河地区，以掩护第三方面军对柳州之攻击。

张发奎却不承认是轻举妄动、急于功利的冒险指导，认为陆军总部过于重视西江方面之敌，忽略了桂平、平南之敌也正在企图退却。因此，对陆军总部的命令大为不满。

柳州克复后，华南情势好转。7月中旬，陆军总部决定南宁、柳州为基地，发动秋季攻势，进军广州。命张发奎的第二面军于9月1日前攻略雷州半岛，以作为进攻广州的前进基地，并将新一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划归第二方面军指挥。

8月上旬，张发奎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时，因气候关系，将实施攻击的时间推迟了一星期。8月15日，他下达了开始攻击的命令。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为这一提前的胜利，欣喜欲狂，与在南宁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道，共同举杯庆贺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

8月21日，张发奎偕同作战处长李汉中和美军联络部博文将军，飞往湖南芷江，出席了初步受降协商会议。会上，他接受了何应钦指定的广州、海南地区的受降事宜。会后，他即令新一军向广州，第四十六军向海南、第六十四军向四邑推进。9月7日，孙立人率新一军进入了广州。随后，第二方面军前进指挥亦进驻广州，开始办理受降接收事宜。

9月15日，张发奎率幕僚人员乘飞机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广州。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检阅了军队，接受了市民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

16日，张发奎在中山纪念堂主持了受降仪式。广州方面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和海南方面的日军代表肥后大佐在降书上签了字。10月底，广州地区的日军十万余人全部解除了武装。

1949年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张发奎就任陆军总司令。他劝李宗仁代总统清除蒋介石的掣肘，以两广为基地反蒋反共。他还建议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起来，但计谋未成。7月，他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

1950年后，张发奎任香港崇正总会名誉会长、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主持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其晚年的采访被整理为《张发奎口述自传》。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享年84岁。

致敬抗战名将张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