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众说纷纭，毛主席告诉泰国总理：请写信给他

1974年10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已入深秋，梧桐叶拍打窗棂。中南海灯光未熄，一份加急密电从曼谷送到毛主席案头。送电的是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内容围着一个被美国媒体推到风口浪尖的名字转：理查德·尼克松。克立问，中方是否仍愿与这位已卸任的前总统保持联系。毛主席略作停顿，沉声回应秘书：“请他写信给尼克松，就说——我想念他。”

尼克松辞职不过两个月。白宫草坪的直升机螺旋桨刚停，记者们的闪光灯还未冷，华盛顿的街头就满是“水门”“录音带”“掩盖”的字眼。外界对尼克松的评语五花八门：有人骂他“撒谎成性”，有人干脆夸他“冷战棋手”。然而在北京，判断远没那么情绪化。对中国而言，1972年2月那双跨出舷梯的皮鞋，意味着中美二十多年敌对状态的破冰，这份价值非同小可。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对尼克松的兴趣并未因“水门”而削弱。原因很简单：中苏边境对峙依旧紧张，华盛顿仍掌握着牵制莫斯科的关键砝码。尼克松虽然下台，却仍旧是打开那扇门的人。毛主席向来看重“开局者”，这点在他同克立·巴莫的交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毛主席对泰国客人轻描淡写地说，语气里却透着分量。随后补上一句，“麻烦你转告他，长城的门还开着。”短短一句，算不上正式外交辞令，却胜过千言万语。克立点头称是，返程后立即执笔，将毛主席的原话写成信函寄往圣克莱门特。

圣克莱门特的海风依旧咸湿，可尼克松的日子并不好过。旧友远离，记者堵门，静脉炎又让他拄上了拐杖。就在他情绪最低迷时，泰国来信抵达。信中仅一句中文手写：“主席问候。”翻译读给他听，他怔住，随后对妻子帕特说：“看，还是有人记得那段旅程。”语气里有难掩的激动。

11月初，周总理又发来电报，祝他早日康复，还附一句“欢迎再访中国”。周总理的行事风格一向精细，既表达个人友好，也向外界释放信号——中国对尼克松的政治判断独立于美国国内舆论。这一点对当时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尼克松的回信很快飞到北京：“如身体允许，愿再登长城。”信不长，但态度明朗。中方随即安排后续步骤，黄镇负责具体联络。黄镇在电报里写道：“美方表意殷切，建议择机正式发出邀请。”文件摆到毛主席桌上，得到一句批示：“可行。”

然而事情并未一帆风顺。那年夏天，福特已接任总统。基辛格评估后提醒尼克松：“你若抢在福特之前访华，新政府会下不来台。”尼克松同意暂缓，电话里只丢下一句：“这等待不会太久。”

事实证明，他押对了。1975年12月，福特完成访华程序；年底，尼克松的女儿朱莉与女婿戴维受邀来到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这对年轻夫妇，话题依旧绕不过那位前总统。“他腿好些了吗？”毛主席一句关切，让朱莉红了眼。短暂沉默后，毛主席又说：“告诉他，我还等着一起爬长城。”

离别时，朱莉夫妇收下中方特制的生日蛋糕。几天后，新华社正式公告：邀请尼克松夫妇于1976年2月21日访华——恰是四年前握手的纪念日。尼克松收到消息，拍拍信纸，笑着说：“看来我得把拐杖带上长城了。”

1976年2月21日晚，北京机场灯火通明。华国锋、乔冠华等政要列队迎接，礼遇丝毫不减当年。国宴菜单与1972年几乎一字未改——北京烤鸭、鱼香肉丝、核桃酪——细节透露出中方对“历史连续性”的重视。尼克松有点诧异，低声对夫人说：“真像时光倒流。”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到中南海见毛主席。主席已言语费力，可依旧坚持会谈近两小时。期间，他努力端起茶杯与尼克松碰杯，手指微颤，动作却异常坚定。翻译刚转完一句话，尼克松脱口而出：“见您仍思路清晰，我放心了。”话音刚落，只听毛主席断断续续回了一句：“思想不老，身体就不是事。”简单八个字，折射出顽强精神。

会谈尾声，尼克松献上一只美国瓷熊猫。毛主席抬手抚摸片刻，示意工作人员摆在桌中央。临别时，他执意起身相送，扶着门框，与尼克松再握一下手。照片定格，成为那年国际媒体争相刊登的画面。

回到下榻处，尼克松兴奋得难以入眠，连夜口述访华日记。笔录人员问他感受，他答得简短：“值得。”第二天他又补一句：“政治上的失败，无法抹掉历史上的成就。”这句话后来被多家报纸引用，成为分析尼克松外交遗产的经典语录。

半年后，9月9日，毛主席病逝。尼克松发出公开声明称：“世界失去了一位不凡的战略家。”美国国内媒体对此评价不一，但无可否认，尼克松与毛主席在国际舞台共同完成的一次巨幅手笔，改变了冷战格局，也给双方留下特殊的个人情谊。历史书页就此翻过，却很难有人忘记，1974年那个深秋夜，北京灯光中的一句话——“我想念他”——在不动声色间续写了对话，也为动荡年代留下罕见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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