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大包干”签字，除了严俊昌是领头羊外，还有两个姓严的人

1978年11月的一场冬雨刚停，小岗村东头的土墙屋里却透出暖灯。外面冷得刺骨，屋里十八户代表却低声商议着同一件事——把集体的田按户分开种。一张草纸、一支旧钢笔，决定了华北平原上第一张“包干到户”契约的命运。

那一年，小岗只有129口人，年人均口粮不到200斤。春荒来时，半数劳力常年在省外打零工，能够留下的，白天锄头举不高，晚上饥肠辘辘还得排队领救济。更难堪的是，短短三年里，生产队长换了六次，“今天你管种，明天他管收”，谁也拿不出办法让队伍拧成一股绳。

8月的队委改选，让严俊昌坐上队长，可真正把“分田”闹大声的，是比他小八岁的堂弟严宏昌。严宏昌早年外出做小包工头，见过“干得多、分得多”的工地规矩。他常说一句口头禅：“刀切豆腐各自块，活干到人，粮分到户。”长期的体力活让他皮肤黝黑，站在田埂上喊话时却异常有底气。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会计严立学。这个三十出头的“算盘匠”念过初中，笔头利索。村里账目没人能摸得清，他却能算到“半厘钱”。严立学不仅保管着队里的布票、粮票，还暗暗准备好纸笔，等待那张按红手印的时刻。

冬夜的屋檐滴水成冰，严宏昌率先开口：“要么分，要么饿！谁先退一步，明年孩子还得去要饭。”他把可能挨处分、甚至坐牢的后果摆在桌上，然后停顿。十多秒沉默后，只听“啪”的一声，严俊昌先按下手印。紧跟的是严立学，他笑着说：“属马的就得跑在前头，枪口对准，我也不躲。”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十八个红手印全数落定。

契约藏进严立学家的米缸里，第二天，全村劳力各自认领了责任田。有人赤脚下地，一干就是整整十四个钟头。秧苗第一回冒齐，亩产翻了两倍。可好消息遮不住风声，公社干部三天后就找上门。审问间隙，有人低估：“按户包田属违法，速撤！”严俊昌硬着头皮回答：“可以撤田，撤不掉这口气。”他被留置四日后才回村。

层层汇报持续到1980年5月，安徽省委盖章认可，小岗成了新闻里的“改革冒尖户”。1982年，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抬着机器进村采访。导演拿出那张契约准备拍摄时，严宏昌却挑出毛病：“会议内容没写全，不算！”最终，他又补写一份，众人再次按手印。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是这份“第二稿”。

有意思的是，小岗成为改革符号，却没有立刻富得流油。二十年过去，到2004年，前来采访的记者仍见村头破屋，比起京东、苏南那些依旧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小岗的产业基础差距明显。原因复杂：土壤贫瘠、交通闭塞、劳动力外流，甚至“严家班”内部也因资金分配起过争执。有人以此得出“包产不如集体”的结论，但考察数据发现，凤阳其他试行承包的自然村普遍迈过温饱线。可见模式只是一环，本地资源、市场机会、干部能力都不可或缺。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严宏昌尝试搞村办砖厂和板栗加工。现金流一度跟不上，厂房关停后债务压在他个人名下。他没有躲债，骑着旧摩托满县城找销路，每卖出一批砖就还一部分。那几年，他常被村民看见深夜回家，身后摩托灯只剩微弱黄光。

到了2009年，小岗利用省级试验区政策，引进龙头企业办现代农业园，才真正走上集约化、规模化道路。三位姓严的老人年事已高，却仍坚持参加村民代表会议。严立学一次听完汇报，拍拍桌子说：“当初一张纸，如今换来百亩良田现代化，这账值得！”

回望那段胶着的岁月，能看见三个共同点：对温饱的迫切、对风险的预判、对规则的尊重。“贫穷让人坐不住，但也得算得清”，这是严宏昌常挂嘴边的话。三人性格迥异，却在关键时刻把握了同一条底线——只求多打粮，不做损人事。也正因如此，小岗夜谈才没有变成空想，而是被写成一纸白底黑字、红印犹新的契约。

历史并未把故事终结在签字那晚。小岗的今天仍在继续书写，但那张印着十八个指纹的草纸，使改革从抽象设想落到泥土深处。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这三个普通农民的名姓，和那场冬夜一起，定格在1978年的严寒，却也点燃了后来无数村庄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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