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江青与李政道争执1个多小时，毛主席亲自接见李：我赞成你

1978年秋，中科大东校区一间并不宽敞的教室内，十几位刚满十五岁的少年正听老师讲授量子力学入门。有人好奇地打量四周的示波器，有人埋头计算矩阵，这个被称作“少年班”的实验班级，三年前还只是物理学家李政道写在纸上的一个想法。要弄清少年班为何诞生，不得不把目光拉回到四年前那场针锋相对的会面。

1974年3月，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通明，周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刚刚开始。李政道递上自己撰写的建议书，核心观点很直接：基础科学人才必须从十二三岁的孩子里挑选。提案一落地，场内气压瞬间降低。江青提高声量：“五十岁就不行吗？”这句质疑像石头砸进水面，激起层层涟漪。

李政道没有退让，他列举欧美科研群体的数据，又搬出上海芭蕾舞学校的选才模式，语速不快，却句句有据。“舞蹈要从小练，科学也一样。”短短一句，把对话推到新的高度。江青皱眉打断：“舞蹈有连续性。”李政道平静回应：“科研的连续性只会更强。”不带火药味的话，却让现场气氛更加焦灼。

一个多小时里，双方来回交锋。江青不断变换说法，却始终无法给出更有力的反证。钱学森、王淦昌等人保持沉默，厅内只剩辩论声和偶尔被打断的咳嗽声。周总理见僵局难破，开口调和：“意见摆上桌是好事，办法可以多样，但方向要明确。”话音未落，江青仍坚持“普及先行”的论调。会议匆匆收尾，问题却没有答案。

短暂的平静之后，意外的通知抵达李政道在北京的住处——毛主席愿单独听他阐述计划。那是同年四月的一个傍晚，李政道与夫人秦惠䇹走进中南海，毛主席亲自迎出门口。简单寒暄后，主席直奔主题：“关于少年选才，你的理论还没讲透。”李政道再次说明：青春期的神经可塑性最强，数学逻辑与抽象思维在这一阶段形成，错过，代价巨大。毛主席点头：“这个路子，我赞成。”

得到首肯的同时，也收到提醒——实践不能脱离国情。李政道回到住处连夜修改方案，加入可操作的细节：先选百名初中生，统一师资，小班教学，三年打基础，两年分方向。聂荣臻、朱光亚等人接连批示“可行、速办”。政策文件旋即在国务院与国防科委之间来回流转，速度之快，甚至让很多科研院所措手不及。

1976年，“四人帮”覆灭，阻力顷刻瓦解。两年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正式招生。第一届108名学生平均年龄十四岁，其中半数来自农村县中。文件落地仅数月，新生就坐进了刚粉刷完墙皮的教室。有人回忆，讲台上摆着费米的《核物理学讲义》，课桌下却还是老式油毡地板，这种反差恰恰映照出那场争论的意义——时间不等人。

少年班的出现并非李政道贡献的终点。1984年5月，人民大会堂再度迎来这位归国学者，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会面开始不到三分钟，李政道抛出新议题：“建议国内建立博士后流动站，让青年学者在不同实验室之间自由往返。”邓小平没立即表态，而是发问：“什么叫博士后？”李政道用最通俗的比喻解释：博士好比司机执照，博士后则是上路实习，既要独立，更要监督。邓小平听完拍板：“好，这事就按你说的办。”

1985年初，全国首批一百零二个博士后流动站挂牌，分布在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单位。那一年，中科大少年班的首届学生刚好进入大三，半数人立志继续攻读研究生。少年班与博士后制度像前后接力的两棒，完整了一条人才培养链。

回看李政道的履历，1926年生于上海，抗战期间辗转赣南，再赴贵州，求学之路荆棘遍布，却因西迁而得到王淦昌、束星北等大师的熏陶；1945年进西南联大，遇到慧眼识珠的吴大猷；赴美后，又被费米纳入门下。正是这些节点，让他深信“早期培养”的价值。没有早期栽种，枝叶就难以舒展开来。他把这条经历压缩成一句话送给青年：“学问越早动手，成本越低。”

不可否认，争论的余温仍在。一些学者至今担心过早分流会导致通识教育缺位；也有人认为少年班模式难以大面积复制。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自1978年至今，少年班共培养院士二十余人，博士后流动站也输出了数以万计的科研骨干。数字虽然冰冷，却昭示着那场辩论的胜负。

江青与李政道一度剑拔弩张；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先后出面，让理念落地。表面看是一场关于年龄的讨论，实质却是国家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积蓄科研势能的竞赛。时针不停，少年班的灯还亮着，博士后仍在流动，而那些当年坐在主席台两侧的人，大多已化作照片悬挂在走廊。今天的科研人员穿行其间，抬头就能看到那张熟悉的合影：毛主席与李政道握手，背景简陋，却透着决绝——“我赞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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