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

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想不到，这艘船上正进行着一场“猪花”交易。
1854年春天，宁波码头边，天刚蒙蒙亮，码头工人还在卸货，没人注意到角落停着一辆破旧板车，车厢里，几只小手紧紧抓着帆布，手背上全是泥渍。
小女孩们缩成一团，鞋子掉了两只，没人敢开口。旁边站着的男人没什么表情，偶尔瞄一眼船，低声催一句：“别动，快轮到你们了。”
这不是普通的清晨，这些孩子不是来送货，也不是等大人，她们等的是上船，但这趟船，不是去更好的地方，而是送往根本没法想象的未来，船名叫“英格伍德号”，旗子上是大英帝国的标志。
那一天，板车一共拉来了47个女孩，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4岁，头发乱糟糟，脸上有没擦干的泪痕。有人还在小声喊妈妈，有的早已哭哑了嗓子。
船舱昏暗，空气里混着煤油、咸鱼和汗臭味，舱底铺了破草垫，孩子们被人贩子推搡着坐下，脚上系着粗麻绳，一排靠一排。
舱门一关，光线全断，有人拍了拍一个小女孩的肩膀，她没回头，只是紧咬着衣角，没人告诉她们要去哪，只是反复低声说：“别哭，乖点。”
但什么都没用，哭声还是一阵阵飘出来，最后变成断断续续的抽泣。
船员其实也不想多看，年轻点的英国水手听说是“家佣”，但根本没人在意这些孩子的下场，管船的老头把一份名单交给管事人，名单上每个名字旁边都标着数字——那是成本价，2两银子一人，装船的速度比卸货还快。
没有仪式，没有告别，只有一串串数字和沉闷的喘息声，有个女孩叫阿月，她是被父亲卖来的。
她记得自己在家门口玩，被一个穿蓝布衣的大人带走，说是去看热闹，进了城，才发现身边全是陌生的面孔，她没闹，也不哭，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没人回答她。
船开动那一刻，甲板上没动静，码头工人埋头干活，没人抬头，船舱里，阿月听到铁链碰撞的声音，有人开始发烧，有人身上起了疹子。
空气越来越闷，跳蚤爬满了手臂，一名老水手过来，把一杯冷水递给一个孩子，孩子接过来，手抖得水洒了一地，老水手叹了口气，说：“喝吧，等会儿就没得喝了。”
到了第二天，船上开始有小孩不吃不喝，喂饭的船员直接把饭团塞进嘴里，哭闹太多就被打，实在不行就用布堵住嘴巴，孩子们身上全是抓破的口子，夜里吓得不敢睡，只有在摇晃的时候才能迷迷糊糊一会儿。
“英格伍德号”不是第一艘，也不是最后一艘，彼时的宁波、厦门、广州，类似的船只一批接一批，货物换成了人。
人贩子和洋行勾结得很紧，地方有的睁只眼闭只眼，有的索性收了钱连查都不查，清政府明面上不许妇女出洋，可在港口，没人真正管得住，嘴上说着“禁绝”，实则漏洞满天。
这种“猪花”贸易，表面上说是招家佣、收养女，实际上大多被卖去异国他乡，或当奴仆，或直接被贩入妓院，广东那边流传一句话：“猪仔有命回，猪花无归路。”说得直白，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些女孩子能有好下场。
在彼岸，阿月和她们被带到秘鲁港口，下船的时候，皮肤全烂了，头发结成硬块，码头上有人挑挑拣拣，像看牲口一样，管事的男人直接在她们手腕上绑上编号，然后跟当地的雇主讨价还价。
一个孩子能卖80西班牙银元，利润比贩卖男苦力还高，没人提她们的名字，只记得她们的价格。
有的孩子被当成“家佣”分到富人家，有的直接送进妓院，那一年，秘鲁登记的“华人女佣”里，超过一半都未满十岁，剩下的，只能靠自己熬，活下来的很少，能回国的更没几个。
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亲手把孩子送上那样的船？其实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上，连命都顾不了，有人贪那点买身钱，有人被人贩子骗了，有人干脆就是被绑架的。
更有人觉得女孩子本就没用，还不如换点现钱，还能让家里多一个活口。
但事实是，这些孩子连哭都没哭出来几声，就被送到了世界的另一头，她们不是数字，不是货物，可在那段时间里，却没人记得她们的名字。
我查过历史档案，上面只写着“47名中国女童”，没有详细身份，没有生平，只留下一个年份和一艘船的名字，等到事情曝光，英国人说是“误会”，地方官说“查无此人”，家属也不敢声张。
最终，除了极少数侥幸活下来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消失在历史的夹缝里，1854年那天，宁波的天很冷，47个女孩的脚步很轻，没有人知道她们真正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给她们留下一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