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剧顶流日进斗金，他们却在艰难讨薪

‍‍‍短剧演员的生存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吗？

11月20日，据红果创作服务平台发布的演员分账收益报告，演员王凯沐将凭借首部分账制短剧《半熟老公》获得分账金额超150万元；新人演员徐轸轸和至春禾则将分别凭借《半熟老公》和《你装纨绔，我装瞎，看谁能演》获得超100万元分账金额。

不过，就在近期，一段标题为“越拍越穷的短剧民工，要账艰难”的视频在小红书引发广泛关注。视频中，一位自称“李娇娥”的短剧演员道出了许多同行的心声：短剧欠薪，似乎正逐渐成为行业常态。

一边是顶流演员凭借爆款作品轻松斩获百万级分账；另一边却是底层“短剧民工”为几千元薪酬艰难维权，以及欠薪成常态、工作强度远超负荷、安全保障缺失的现实困境。

百万分账VS千元欠薪，揭开了短剧繁荣下的残酷真相。

底层从业者的生存困境

底层演员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因短剧的火爆而得到明显好转。

“短剧拖欠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九、十月份拍的戏，到现在还有4000多没要回来。”

据李娇娥自述，早期他的片酬虽然不高，但通常是“上午拍完、下午结账”。然而，如今片酬虽然有所上涨，但结款却变得遥遥无期。“本以为是苦日子熬到头了，谁曾想，糟心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更令人无奈的是，每次向制片人催款，对方总显得比他更“急”，理由五花八门，听起来却总是“很合理”。正因为“拍戏不结钱”，他最近已不得不暂停接戏。

李娇娥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尽管短剧行业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凸显，尤其是对于底层演员而言，“讨薪难”已成为绕不开的日常。仅在今年，类似事件就已多次上演。

据权威媒体报道，今年8月，27岁的群演曹女士通过群头参与了一部穿越题材的短剧拍摄。她与群头约定日薪100元，每天工作10小时，超时部分按每小时10元计算。后来，曹女士拍摄两天均超时，应得工资300元，然而拍摄结束两个月后，这笔报酬仍未到账。

报道指出，该剧组相关的其他93名群演同样遭遇欠薪，涉及总金额近5万元。群头申某回应称，承制方已将款项支付给另一位群头，导致她无法向演员们结算工资；而公司方面则表示“已履行支付义务”，无法重复承担该笔费用。

哪怕是资深演员，同样难以避免。今年3月，28岁的王先生在短剧《裁员后我走我的阳关道》中担任配角，拍摄三天应得的2000多元报酬，在剧集上线播完后依然不见踪影。面对质询，承制方以“资方跑路”为由推脱责任，而当演员们前往公司注册地址寻人时，却始终联系不上对方，最终维权无门。作为行业内的“老人”，这件事让王先生原本信赖的行业规则轰然崩塌。

而同时兼任演员与群演经纪的王女士，处境则更为复杂。今年8月，因手下30多名群演的工资被长期拖欠，她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最终选择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

王女士对文娱先声披露道，拖欠薪资的是北京柒霖科技有限公司的姜姓制片人，目前群演总欠款达11000余元。此前她已尝试多次协商并报警处理，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为维持信誉，她已进行过多轮垫付，尽管群演们目前并未迁怒于她，但这一事件已对她的行业声誉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如果说欠薪问题只是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那么由过劳导致的猝死，则是更加无法忽视的悲剧。

今年10月，郑州导演高俊在完成其第一部短剧拍摄后，于家中突发心梗去世，年仅44岁。据妻子王飞回忆，拍摄期间，剧组场务和制片人每天在群里发布拍摄地点的时间为早上7点，收工后发布次日车辆安排的时间大多在凌晨1点半之后。有聊天记录显示，剧组在午夜0点仍在转场，而高俊的每日微信步数均超过10000步。

这些细节让家人相信，他的每日工作时间可能超过17小时。

即便在杀青之后，高俊仍在家中处理后期工作。在他去世后，家属联系到剧组承制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某提出，拟按每天1000元标准结算工资，共计5000元，另补偿交通费1000元，并额外提供10000元抚恤金。但由于双方未曾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项目合约，这一工资标准尚未得到任何文件证实。

这些案例共同拼凑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短剧市场爆发、产量蒸蒸日上的背后，是一套极其脆弱的权益保障体系。其中，合同缺失与维权无门，更是让无数底层从业者的处境雪上加霜。

欠薪背后，症结何在？

短剧行业的权益保障危机，根源在于其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模式的先天不足。这既与行业特殊的运作机制相关，也暴露了新兴业态在监管保障方面的滞后。

产业模式的脆弱性是首要问题。当下，中小型短剧制作公司普遍采用“资方+平台”的对筹模式运作，这种高度依赖外部输血的机制，使其抗风险能力相当脆弱。实际情况中，演员的劳务费用通常依赖于资方提供的专项款项，一旦制片方与资方在拍摄途中产生纠纷，资方延迟支付或中止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扭曲的财富分配金字塔，也在无形中加剧了这一困境。

目前，平台凭借渠道优势占据大部分收益，流量成本又吞噬了八成以上预算，最终能够投入到内容创作环节的资金所剩无几。制作方为求生存，只能不断压缩本就有限的制作成本，而人力成本往往成为第一个被牺牲的对象。

需要强调的是，在普遍实行“项目制”的短剧行业中，参与周期短的群演和基层人员通常无法获得正式合同，其与制作方的关系被默认为临时性的劳务合作，而非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使得他们在法律保障和权益维护方面处于天然弱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生态与监管缺失形成了恶性循环。据王女士透露，虽然也有剧组直招，但当下很多短剧剧组招募群演都是通过群演经纪。而群演经纪结识演员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在各平台发布组讯，上面会带有演员需求；二是依靠熟人网络，群演经纪一般都有自己的演员通告群，其中积累了不少演员资源，有些也是自己的朋友。

这暴露出，在当下的短剧行业中，尤其是基层演员和群演圈层内，依然有不少合作关系维系于人情往来的“熟人江湖”逻辑之上。人际信任而非正式的法律契约，成为维系这类合作的主要纽带，直接造成了该群体中正式合同签订率长期偏低的现状。

而短剧行业的用工关系认定确实存在明显的界定模糊。业内普遍存在的“群头-群演”模式，因其临时性、松散性的特点，往往难以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底层从业者在维权时面临三大难题：法律关系难以认定、责任主体不明确、维权成本高昂。

但尽管如此，现行法律体系仍为从业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基础。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同样受到法律保护。这意味着，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演员与制作方之间的口头约定，也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

当发生薪酬纠纷时，承制方以“资方跑路”等内部问题为由拒绝支付报酬，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内部风险分担问题不能对抗演员的报酬请求权。

正因如此，厘清维权路径变得尤为关键。对从业者而言，第一步是弄清楚“出了问题该找谁”。

一般来说，谁与你签合同，谁就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是通过“群头”接的戏，情况就复杂些，但也不必束手无策，可以尝试将群头和出品方一并列为追责对象。

从更长远的行业生态来看，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亟待推动。例如，推广使用标准化的简易合同、建立群演信息登记系统等，都能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同时，探索将短剧演员纳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范围，建立行业的信用评价体系，才能让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走得更稳、更远。

结语

从群演被长期拖欠薪资，到从业者因超负荷工作猝然离世，这些为行业负重前行的一个个底层从业，也是短剧狂飙背后的失衡缩影。

它提醒我们，短剧的飞跃式发展，不能以牺牲基层从业者的基本权益为代价。而真正的行业进步，不仅在于分账金额的飙升，而在于从筹备、拍摄到回报的全流程中，是否建立了公平的机制、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

同样，要想推到行业的规范发展，绝不能仅靠个别从业者的艰难维权，甚至复出生命代价，更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这包括推动标准化合同的使用、建立薪酬支付保障机制、明确劳务纠纷中的责任主体，也将有赖于平台与制作方在利润分配上更加注重对行业底层的重视。

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短剧民工”不再是一种自我调侃的标签，而是有保障、有尊严的职业选择。当群演按时收到报酬、导演不必透支生命赶工、创意得到充分尊重，那时的短剧，才真正配得上它所创造的商业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