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人凤尸骨未寒，妻子向影心却携戴笠密令和俞济时同居！

1956年12月11日，台北，广州街。

一栋不起眼的老宅院内，二楼纸窗透出昏黄的光。

床上蜷缩着一个男人，正是这栋宅院的主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那个曾让整个山城重庆闻风丧胆的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此刻却瘦骨嶙峋，佝偻着，毫无气力。

这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如今连翻身倒一杯水的力气也无。

“咳……咳咳……水……”

几个字从他干裂的喉咙里挤出来，细若游丝。

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这就是毛人凤的妻子，向影心。

她40岁出头，曾经名动重庆社交圈的美艳早已褪去，只剩下一个普通中年妇人的轮廓。

她穿着一身素色的旗袍，双臂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床上那个垂死的男人。

毛人凤的咳嗽愈发剧烈，每一次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他挣扎着想说什么，向影心依旧站在原地。

“老爷……”门外传来一个苍老而怯懦的声音，是家里的老帮佣李伯。

他端着一盆热水，在门口犹豫着，不敢进来。

向影心斜眼瞧了一眼李伯，那眼神凌厉森寒。

李伯浑身一颤。

毛人凤的呼吸变得急促、错乱，胸膛剧烈地起伏，他的瞳孔开始涣散。

“铛……铛……”

凌晨的钟声传来，随着最后一声钟响落下，毛人凤的身体猛地一抽，随即彻底瘫软下来。

他的呼吸停止了，眼睛还大睁着，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向影心缓缓走到床边，俯下身，面无表情地确认毛人凤是否死亡。毛人凤的脸上，还残留着临死前的痛苦与挣扎，已经确确实实断气了。

“死了也好。”

说完这四个字，向影心直起身，转身走出房门。

门外，几个佣人屏住呼吸，噤若寒蝉。

见向影心出来，老李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问：“夫人……要不要……通知总统府和各位长官？”

“不必了。”向影心打断他，“把房间收拾干净，明天去订口棺材。”

几天后，毛人凤的葬礼在台北的阴雨天中举行。

现场十分冷清，灵堂是临时搭建的，简陋得有些寒酸。

几张已经褪色的黑白照片摆在供桌上，照片里的毛人凤穿着笔挺的中将制服，眼神凌厉，意气风发。

而此刻，他的遗体就躺在旁边一口最普通的楠木棺材里，身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人走茶凉，世态炎凉，在这场葬礼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令人意外的是，毛人凤的儿女亲家，那位在川军中呼风唤雨的名将杨森，竟连面都未露。

事实上，除了几个血缘疏远的亲戚和几个早已失势的老部下，几乎没有人前来吊唁。

向影心穿着一身没有任何装饰的黑色旗袍，站在灵堂前。

她没有按照习俗戴孝，脸上也看不出丝毫悲戚之色。

当有人上前低声安慰时，她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旋即将目光重新投向那口冰冷的棺材，眼神空洞。

向影心的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默默地站在她身后，脸上是与年龄不符的茫然与麻木。

蒋介石来过，乘着黑色的凯迪拉克，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

但他只是在灵堂外匆匆停留了片刻，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嫌恶。

蒋介石甚至没有走进内室看一眼这位前朝鹰犬的遗容，只是象征性地在灵前放下一束白色菊花，便转身离去，仿佛多待一秒都会沾上晦气。

更令人心寒的，是宋美龄的缺席。

这位曾经在毛人凤最危急时刻出手相助的“第一夫人”，此刻却选择了彻底的沉默，连一通慰问的电话，一封慰问的信函都没有。

要知道，就在几年前，毛人凤因心脏病住院，宋美龄还特意指派了台北最好的西医前去会诊，甚至亲自打电话给向影心询问病情。

而现在，当这位为蒋家王朝干尽脏活的“佩剑”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宋美龄却吝于给予任何一丝体面。

那些曾经在他身边阿谀奉承、一口一个“毛局长”的同僚，此刻要么忙着与他撇清关系，要么干脆连个吊唁的电话都懒得打。

保密局里的那些老部下们，一个个更是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毛家，生怕被牵连上什么未知的麻烦。

葬礼草草结束。

第三天下午，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台北东区一处日式宅邸的门前。

这里是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的府邸。

车门打开，向影心从车上下来，她依然穿着那身黑色的旗袍，只是领口和袖口处已经有些磨损，看得出是穿了多年的旧衣。

她手里提着一只深棕色的皮箱，箱子不大，看起来有些分量。

俞济时的夫人半年前刚刚因胃癌过世，按照江浙一带的传统习俗，俞家正处于严格的守丧期。门口还挂着白色的灯笼，院子里几个尚未撤去花圈的铁架子孤零零地立着。

向影心提着皮箱，毫不避讳地踏进了这座尚在服丧的宅子。

她的皮箱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物，一小瓶维持精神安定的药品，还有毛人凤留给她的那本存折。

不过存折上面的数字比她想象中要少得多，少到她都觉得可笑。

台北的街头巷尾，关于这桩惊世骇俗的丑闻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听说了吗？那个向影心，毛人凤尸骨未寒，她就搬去跟俞济时同居了！”

“嘘，小声点！这可是大忌讳啊，夫死未出七七就与人同居，还是在人家守丧期，成何体统！”

在西门町一家老字号的茶馆里，几个白发苍苍的“民国遗老”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一边呷着乌龙茶，一边交换着最新的小道消息。

“我早就说过，向影心这个女人，不是省油的灯。”

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老者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们还记得吗？当年在重庆，她就能在戴老板和毛人凤这些枭雄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那手段，啧啧……”

“嘘！莫谈戴老板！”旁边一个中年人赶紧出声制止，紧张地看了看四周，“那可是犯忌讳的话题……”

“怕什么？”长衫老者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我跟你们讲，向影心和俞济时，怕是早就有那么一腿了！毛人凤的死，嘿嘿，说不定另有隐情……”

在所有这些流言蜚语中，最令人震惊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毛人凤临终前喝的那碗“救命药”，根本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开的偏方，而是向影心精心为他准备的催命符。

据说，向影心通过一个早年在上海认识的老中医朋友，辗转得到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

这种毒药由几种罕见的草药熬制而成，服用后，人的身体会迅速衰败，其症状与肺癌晚期几乎一模一样：剧烈咳嗽、咳血、急剧消瘦、高烧不退，但即便是最高明的西医，也查不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真相究竟如何？

恐怕只有向影心自己知道了。

很多年后，一个曾在俞济时家帮佣多年的老妈子回忆说，向影心刚搬进去的那几天，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的棕榈树下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一次，她打扫院子时，无意中听到向影心自言自语：“活该！他早就该死了……”

这个“他”指的自然是刚刚下葬的毛人凤。

这对在世人眼中权势显赫的夫妻之间，究竟埋藏着怎样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为什么向影心会在丈夫尸骨未寒之时，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又为什么，连宋美龄那样的大人物，都对毛人凤的死表现出如此决绝的冷漠？

故事要从16年前说起。

02

1940年11月的重庆军统局总部大楼里，局长戴笠正在他的办公室拟定一份名单，上面列着军统内部几乎所有处长级以上高官的名字。

今天，他要亲手布局一场特别的婚姻。

新郎，是他最得力也最忌惮的下属毛人凤。

新娘，是他最信任也最宠爱的“红颜知己”向影心。

婚礼定在城中一家最高档的酒楼。

当天上午，年轻貌美的向影心穿着一身量身定制的象牙白旗袍。

这是戴笠特意嘱咐上海最好的裁缝为她赶制的。

向影心站在酒店套房的穿衣镜前，仔细审视着自己的妆容。

只有她自己知道，此刻平静的面容下，隐藏着怎样波涛汹涌的心绪。

酒楼大堂里，宾客云集，冠盖满堂。

军统内部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场了。毛人凤穿着一身笔挺的军官礼服，站在一旁迎客，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

毛人凤的脸上挂着职业性的、恰到好处的微笑。

作为军统局内部正在迅速崛起的实力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婚礼背后真正的含义。

戴老板需要一双眼睛，24小时监视自己这个日益坐大的“江山老乡”。

“人凤啊！恭喜，恭喜啊！”戴笠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大步流星地走来。

他重重地拍了拍毛人凤的肩膀，笑声响彻整个大堂：“我这老乡兼同学，今天总算是找到一个好归宿了！弟妹可是我们军统的宝贝，你以后可要好好待她！”

毛人凤连忙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伸出手与戴笠相握。

向影心在女伴的簇拥下，缓步走向毛人凤。

当她的余光扫过观礼的人群时，看到了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看到了行动处处长宋灰鹤眼中闪烁的好奇，更看到了以“理论家”自居的情报科科长徐业道那毫不掩饰的鄙夷。

在这些人眼里，向影心不过是个靠美色上位的女人，一个被戴老板用来交易的工具罢了。

婚礼仪式进行得中规中矩，却处处透着诡异。

当司仪高声宣布“新人交换戒指”时，毛人凤伸出的手竟在微微颤抖。

这个在刑讯室里能面不改色地听着犯人惨叫的男人，此刻竟然会紧张？

向影心心中掠过一丝冷笑，随即主动伸出自己纤细的左手，将无名指优雅地送到毛人凤面前。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夫妻了。”戴笠站在一旁，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影心可是我们军统的得力干将，人凤，你要好好待她。”他再次强调。

毛人凤连忙点头哈腰地应承着。

婚后的向影心，迅速展现出了她作为一枚“棋子”之外的另一种价值——“软梯”。

她深知自己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尴尬位置，她要让毛人凤的仕途与自己牢牢捆绑，让他离不开自己。

第一个突破口，是蒋介石的外甥竺培。

向影心通过一位在财政部任职的闺中密友牵线搭桥，得知竺培正对川军将领杨森的千金有意，她立刻将这个信息告诉了毛人凤，并主动请缨，充当两家之间的联络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多次往返于竺家和杨家之间，协调彩礼、嫁妆等各种繁琐细节，甚至亲自参与了婚礼请柬的设计和宾客名单的拟定。

当这场门当户对的联姻最终顺利促成时，毛人凤的名字也通过竺培和杨森的嘴，第一次以一种“办事得力、家有贤妻”的正面形象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接下来，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侍卫长，俞济时。

向影心通过军统的情报渠道了解到这位手握重兵的侍卫长雅好古董字画。

她不动声色，特意托人从沦陷的上海，辗转带来一幅据说是唐伯虎的《仕女图》真迹。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向影心亲自登门拜访，将这份厚礼送到俞济时手中。

席间，她绝口不提公事，只谈风花雪月、琴棋书画，但总能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到丈夫身上，时而感叹毛人凤工作辛苦，时而赞扬他忠于领袖。

俞济时被她的美貌、诚意与高超的谈话技巧所打动，开始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向蒋介石频频为毛人凤美言。

这些来自“天子近臣”的正面评价，逐渐改变了蒋介石对毛人凤那个“阴沉、有心计”的刻板印象。

甚至连一向与军统明争暗斗的中统，其首脑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都被向影心的社交手腕所折服。

她抓住中统与军统之间那种微妙的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时而示弱，时而示强，在两大特务机构之间巧妙周旋。

一次CC系举办的晚宴上，向影心身穿一袭湖蓝色旗袍，端庄优雅地与陈氏兄弟交谈，既不卑不亢，又不失礼数。

她巧妙地提及“党国利益至上”，强调军统与中统合作的必要性，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让这两位中统大佬对这位传闻中的“军统之花”刮目相看。

向影心的社交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高层。

她还穿梭于重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场合，与那些军政要员的夫人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她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位重要人物及其夫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甚至他们子女的喜好。

她总能适时地送上一份恰到好处又不显山露水的礼物。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在不经意间，为毛人凤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人情资本。

毛人凤的仕途，在这架由向影心亲手搭建的“软梯”的助力下，开始稳步爬升。

从一个普通的处长，到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再到进入军统局的核心决策层，他每一步都走得比预想中更扎实、更稳健。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那个在觥筹交错中为他长袖善舞的女人。

03

1946年3月17日，一架C-47运输机在南京岱山的山雾中一头撞下，熊熊烈火吞噬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军统枭雄戴笠。

消息传到重庆军统总部时，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一块柔软的鹿皮，仔细擦拭着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勃朗宁手枪。

听到这个消息，他的手只是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镇定。

此刻在他内心翻涌的，不仅是对这位“老板”兼“恩主”之死的震惊，更多的是对权力真空的觊觎和狂喜。

戴笠死了，军统的天要变了。

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郑介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

这个总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更像个教书先生的广东人，是蒋介石早就安插在军统内部，用以制衡戴笠势力的棋子。

但毛人凤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安排。

在戴笠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毛人凤便悄悄召集了自己在军统内部的几位核心亲信，在重庆下半城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密谋着下一步的计划。

“郑介民就是个书生，坐办公室写报告是把好手，”毛人凤眼神锐利，“他管不好军统这摊子烂事，也镇不住下面那帮骄兵悍将。”

坐在他对面的向影心，今天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看起来端庄得体。

她知道，她的丈夫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权力赌博了。

而她将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果不其然，1947年初，毛人凤交给了向影心一个极其特殊而危险的任务：秘密收集新任局长郑介民的贪污证据。

这个任务看似是她的老本行，实则凶险万分。

郑介民虽然不如戴笠那般强势霸道，但在军统内部根基深厚，人脉广泛，更重要的是，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扳倒他，可没那么简单。

向影心明白，这次行动一旦失败，不仅毛人凤的政治前途将彻底断送，他们全家人的性命都可能堪忧。

但她没有退路。

向影心再次展现了她作为王牌特工的冷静与缜密。

她首先将目标锁定在郑介民的司机老张身上，老张嗜赌如命、贪财怕事。

通过一个在赌场放贷的中间人，向影心在一个雨夜约老张在一家偏僻的小酒馆见了面。

“张哥，我知道你手头紧，也知道你能帮上忙。”

向影心压低了声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推到老张面前。“这里只是一点定金。只要你提供的信息有用，事成之后，你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老张颤抖着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崭新的金圆券。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但随即又被恐惧所占据：“夫人……郑局长……他可不是好惹的……”

“你不需要做任何危险的事，你只需要告诉我，郑局长最近几次去上海，都见了什么人？他让你运送的那些贴着封条的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几天后，老张带来了关键的情报：郑介民正利用局长的职务之便，通过军统的运输渠道，将大量的黄金、美钞和紧俏物资走私到上海，交由他妻子的娘家倒卖牟利，中饱私囊。

更关键的是，向影心立刻启动了她早年在上海潜伏时布下的关系网，很快便查到了郑介民在上海的秘密银行账户，以及与他合作的几个江浙财团的商号。

人证物证俱全。

毛人凤亲自将这份详尽的材料，通过俞济时的渠道，直接呈递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走私清单和银行流水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彻查。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郑介民百口莫辩，最终被调离保密局，改任国防部次长这一闲职，彻底失去了实权。

1947年，毛人凤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保密局局长的宝座，成为了继戴笠之后，这个庞大特务帝国的第二代掌门人。

就职典礼那天，向影心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香云纱旗袍，脸上挂着温婉得体的微笑。

在外人看来，她是那个风光无限的“局长夫人”。

为了这一天，她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承担了多少风险。

毛人凤的办公室搬进了保密局大楼的最顶层，那是戴笠生前专用的办公室。

向影心注意到，丈夫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银质相框，里面镶着他接受蒋介石单独接见的照片。

但让她感到心寒的是，毛人凤看她的眼神，也渐渐变了。那不再是夫妻间的温情，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一种算计利弊的冰冷。

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夜不归宿，对她和孩子们的态度也日渐冷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很快便应验在了她的身上。

转折发生在1947年5月的一个平常午后。

向影心正在家中整理花园里的玫瑰，突然接到保密局总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冰冰的，说毛局长要她立刻去办公室一趟。

当她匆匆赶到那间熟悉的顶层办公室时，毛人凤突然说：“你被调职了。上面安排你去青岛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即刻就走。”

“休养？我没有病！为什么？”向影心愣住了，她试图争辩。

但毛人凤径直向门口走去，与她擦肩而过时，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当天下午，一辆没有任何牌照的黑色轿车停在了家门口。

两个穿着便服的彪形大汉“请”她上了车。

当轿车最终停在青岛海边一所戒备森严的院落门口，向影心抬头看到“青岛市立精神病院”那几个冰冷的铁字时，她的心脏猛地一沉。

“我没有病！你们抓错人了！这是个阴谋！”她对着前来办理入院手续的护士和医生大喊，但迎接她的只有一套蓝白条纹病号服。

她被带到了全封闭病区的最高层。

她的病房狭小而阴暗，只有一张冰冷的铁床和一个简易的木制衣柜，窗户上焊着拇指粗的铁栏杆，外面就是灰茫茫的大海。

第一天晚上，她彻夜未眠。走廊里其他病人的哭喊声，让她焦虑恐惧无比。

第二天清晨，护士送来了早餐，一碗寡淡的稀饭和两个冰冷的馒头。与早餐一同送来的，还有一把五颜六色的药片。

“这是你的药，必须吃。”护士面无表情地说。

向影心猛地打翻了药盘，嘶吼道：“我没病！我不吃药！”

反抗的结果是，两名身强力壮的男护工冲了进来，粗暴地将她按在床上。

一个人掰开她的嘴，另一个人则将那些药片混着水，强行灌进了她的喉咙。

药物带来的剧烈眩晕和恶心感让她呕吐不止，但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幻觉和意识模糊。

接下来的日子，如同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

每天早晨，护士都会准时送来大把的药片，逼着她吞下。

每周三次，向影心会被带到一间被称为“治疗室”的房间，被死死地绑在冰冷的铁床上，医生将两个电极贴在她的太阳穴上，然后按下开关。强烈的电流穿过大脑的瞬间，她会剧烈地抽搐，口吐白沫。

她尝试过反抗。

有一次，她假装吞下药片，然后偷偷藏在舌下，等护士走后吐掉。但很快就被发现，换来的是更严厉的镇压，一针强效镇静剂让她在病床上昏睡了整整三天。

向影心写信给毛人凤，写信给重庆的朋友，甚至写信给宋美龄求救。

但她写的每一个字，都如同石沉大海，被医院的管理人员悉数扣押。

她偷偷藏起一片磨尖的指甲，在如厕用的草纸上写下求救的血书，试图通过一个看起来心地善良的清洁工传递出去，但信还没送出医院大门，就被搜了出来。

两次试图用床单上吊自杀未遂后，向影心彻底绝望了。

她不再反抗，不再哭喊。

她每天按时吃药，安静地接受电击治疗。

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很快就夹杂了星星点点的花白。

她仿佛真的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精神病人。

两年时光，就在这暗无天日的黑暗与折磨中缓缓流逝。

1949年的秋天，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有一天傍晚，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来到了她的病房。

男人穿着一身普通的粗布衣衫，其貌不扬，自称是向影心的“远房表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金圆券，悄悄塞给了看守病区的护士长，压低声音说：“我表妹病得太重，家里凑了点钱，想接她去上海找个好点的洋大夫看看。”

在那个时局混乱的年代，钱比任何规章制度都管用。

护士长掂了掂钱的厚度，又看了看手表，点了点头。

当向影心被两个护工架着，推进一辆破旧的黑色轿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车厢里，坐着她日思夜想的母亲和弟弟。

看到女儿形销骨立、眼神呆滞的模样，母亲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向影心注意到，不过两年未见，母亲的头发已经几乎全白，而正值青年的弟弟也比记忆中瘦削憔悴了许多。

“他们……他们说你病得很重……”母亲哽咽着，“但娘知道，你没有精神病……是那个姓毛的畜生害了你！”

他们一行人来到香港九龙一个嘈杂而简陋的码头，一群穿着黑衣的男人早已等候多时，将他们母子三人引上了一艘不起眼的小渔船。

在香港的日子，远比想象中艰难。

向影心用假名登记，住在一栋拥挤不堪的唐楼里。

最初的几个月，她几乎夜夜被噩梦惊醒。

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为了生存，也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她不得不开始变卖那些曾经象征着她荣耀与辉煌的珠宝首饰。

但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候，痛苦、屈辱和仇恨，支撑着她，活下去。

04

1950年初，一封来自台北的电报打破了向影心在香港蛰伏的平静。

“宋美龄私人秘书”那几个铅字，却如同烧红的烙铁灼痛了她的眼睛。

“友新（向影心原名），这……这会不会是毛人凤那个杀千刀的设下的圈套？”

母亲忧心忡忡，“他把你害得这么惨，怎么可能放过你？”

向影心摇了摇头，电报纸的右下角边缘有一个用特殊工艺压印上的极其细微的梅花暗纹。

那是多年前，她为宋美龄筹办一次私人茶会时，亲自为“夫人”设计的专属信笺印记，除了她和宋美龄身边最核心的秘书，绝不可能有第三人知晓。

这不是圈套。

三天后，向影心独自登上了前往基隆港的客轮。

在摇晃的三等舱里，她细心地将鬓角新生的白发一一藏进发网，又用从弟弟那里借来的钱买的廉价粉饼，遮盖住脸上病态的苍白。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向夫人，您受苦了。蒋夫人派我来接您。”

向影心猛地回头，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俞济时的副官。

他手中恭敬地捧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崭新衣物，那是一件质地上乘的旗袍。

台北，士林官邸。

会客厅里，宋美龄见向影心进来，用翡翠烟斗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淡淡地开口：“影心，坐吧。你可知，我为何要费这么大周折召你回来？”

向影心顺从地低头说：“夫人恩典，臣妾不敢妄自揣测。”

宋美龄轻笑一声：“毛人凤最近的翅膀，有些太硬了。手伸得太长，连孔家的船运公司，他都想插一脚。我想来想去，这台北城里，你是唯一能制衡他的人。”

向影心瞬间便明白了自己新的角色，她不再是戴笠的棋子，而是变成了宋美龄的棋子，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晚，向影心便被秘密安排住进了台北市中山区的一处高级公寓里。

这处公寓，与毛人凤的官邸，仅仅隔着三条街的距离。

一周后，毛人凤带着两个尚且年幼的女儿登门了。

他穿着笔挺的中将制服，身形比在重庆时清瘦了一些，但眼神依旧精明。

只是，他不敢直视向影心，流露出一丝罕见的局促。

“影心，过去……过去是我糊涂，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他干巴巴地解释着，“你回来就好，孩子们都想你。”

向影心看着那两个躲在父亲身后，用怯生生的、带着陌生感的眼神打量着自己的女儿。

最终，她还是对着毛人凤缓缓地点了点头。

重归毛家的日子，比向影心预想中更加压抑和艰难。

毛人凤虽然表面上对她恭敬有加，嘘寒问暖，却在宅子里安插了三个精明干练的女佣“伺候”她，实则是一天24小时的全程监视。

向影心不能随便出门，不能与任何旧友通信，甚至连想给女儿织件毛衣，毛线的颜色和数量都要向管家报备。

更让她感到窒息的是，毛人凤几乎每晚都会坐在她的床边，絮絮叨叨地讲述他这两年的“丰功伟绩”。

1952年春天的某个下午，俞济时突然登门造访，说是受宋美龄之托，给孩子们送些美国进口的奶粉和点心。

俞济时一边和毛人凤寒暄，一边趁着佣人转身倒茶的间隙，不动声色地将一张折叠起来的小纸条塞进了向影心的手心。

送走俞济时后，向影心在盥洗室里展开了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毛人凤在查俞宅旧账，速想对策。”

向影心瞬间想起来，当年在重庆为了拉拢俞济时，她曾出主意帮他虚报了几件古董字画的账目，用以填补他个人的一些亏空。

这件事做得极为隐秘，只有他们三人知晓。

如今毛人凤旧事重提，显然是想抓住俞济时的把柄，从而剪除宋美龄安插在蒋介石身边的这个重要臂膀。

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和俞济时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当晚，向影心在书房“不小心”打碎了毛人凤最为珍爱的一只明代青花梅瓶。

趁着毛人凤大发雷霆之际，她突然崩溃大哭，歇斯底里地喊道：“你查俞济时有什么用！你别忘了，当年帮你收集郑介民那些证据的人是我！你今天能动俞济时，明天‘总统’就能动你！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给你陪葬！”

这番话，精准地戳中了毛人凤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毛人凤愣住了，眼中的怒火渐渐被惊疑所取代。

向影心趁热打铁，连夜凭借着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和模仿笔迹的本领，伪造了几本“俞济时在大陆时期资助落魄军统人员家属”的假账册。

第二天一早，她便让大女儿以“送点心给俞伯伯”的名义，偷偷将账册带给了俞济时。

这场危机，就这样被她巧妙地化解了。

而她与俞济时之间，也因此结成了一种更加牢固的秘密同盟。

1953年夏天，毛人凤因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不力，被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当众严厉斥责，颜面尽失。

此后，他的脾气变得愈发暴戾乖张。

有一次，他甚至在醉酒之后，仅仅因为向影心随口说了一句“饭菜太咸”，便勃然大怒，抓着她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嘴里还嘶吼着：“都是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回来我就没顺过！是你害我触怒了校长！”

向影心用尽全身力气挣脱后，第一次跑出了那个如同囚笼般的家。

她穿着睡衣，赤着脚，漫无目的地在午夜的台北街头狂奔，不知不觉间，她竟走到了俞济时的宅邸之外。

俞济时亲自开门时，看到的是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向影心。

在寂静的书房里，俞济时拿出医药箱，为向影心处理伤口。

“他……他当年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并不仅仅是因为功高震主，怕你威胁到他。”

俞济时终于开口说出真相，“更重要的原因是，你知道太多他早年在上海利用职权走私黄金的秘密。”

向影心终于彻底明白，毛人凤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她。

那晚，她离开俞宅时，俞济时送她到门口：“以后若再受委屈，别一个人扛着，尽管来找我。”

从那天起，向影心开始了她漫长而周密的复仇准备。

她利用每天整理书房的机会，将毛人凤与美国中情局秘密联络的密码本内容，一页一页地抄录下来。

她借着去学校探望女儿的名义，偷偷记下他与几个亲信商议如何转移财产到海外的银行账户和接头暗号。

这些足以致命的证据，向影心小心翼翼地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她通过一个绝对可靠的渠道，陆续交给了俞济时保管。

而另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它则藏在了自己从大陆带来的一只樟木箱的夹层里。

那只箱子，是当年宋庆龄送给她母亲的遗物，据说是孙中山先生用过的，毛人凤虽然对她百般提防，但出于对“国父”的敬畏，却从未敢动过那只箱子。

1955年秋天，毛人凤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他却一反常态，突然对向影心变得温和起来，甚至破天荒地主动出门为她买回了当时最时兴的玻璃丝袜。

向影心看着他日渐消瘦、面色灰白的脸，心中没有泛起半分怜悯。

她知道，这个男人直到生命的尽头依然在算计。

毛人凤不是幡然悔悟，而是想用这最后的温情，收买她，让她在他死后，继续替他保守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保全他死后的“名声”和家族的利益。

毛人凤病重期间，宋美龄只来过一次，行色匆匆。

在卧室里，宋美龄与毛人凤单独谈了近半个小时。

向影心守在门外，听不到里面的谈话，但当宋美龄出来时脸色极其难看。

后来，向影心才从一个贴身伺候毛人凤的老佣人那里断断续续地得知，宋美龄是来向毛人凤讨还一笔巨款。那是当年毛人凤借着“反共经费”的名义，从孔家挪用的一笔财产。

而病榻上的毛人凤，却以“所有账目都由向影心掌管”为由，将这个烫手的山芋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抛给了她。

1956年12月11日的那个凌晨，向影心站在床边，冷冷地看着这个毁了她半生的男人，在痛苦中做最后的挣扎。

他突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了她的手，气若游丝地说：“那些账……那些事……不能……不能让外人知道……”

向影心面无表情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没有哭，没有通知任何人。她只是静静地站着，直到第二天天色微明，才让佣人去棺材铺，订一口最普通的棺材，就像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垃圾。

05

毛人凤的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向影心提着那只跟随她多年的皮箱，决然地走进了俞济时的宅邸。

1957年初，台湾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自立晚报》，突然在社会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篇匿名的读者来稿。

文章以一种知情人的口吻，详细揭露了毛人凤在大陆时期，利用保密局长的职权，大肆走私黄金、倒卖军用物资的罪行。

文中不仅细节详实，逻辑严密，甚至还精确地提到了几个他在香港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号码。

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早已对毛人凤心怀不满的政敌们如获至宝，纷纷借题发挥。

而毛人凤生前培植的那些旧部和亲信，则将矛头齐刷刷地指向了向影心，公开指责她“心肠歹毒，为报私仇，污蔑亡夫”。

一时间，“荡妇”、“毒妇”之类的恶毒词汇，成了扣在她头上的标签。

更致命的是，一封匿名的举报信，直接送到了总统府，言辞激烈地弹劾侍卫长俞济时“私德败坏，与有夫之妇公开同居，严重违背党国礼教，败坏官箴”。

蒋介石震怒，亲自下令彻查此事。

几天后，几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了俞济时宅邸门口，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冲进院子，以“奉命调查”为由，开始对俞宅进行彻底的搜查。

当时，向影心正在厨房里准备着简单的午饭。

看到那些宪兵冲进来，翻箱倒柜，她没有惊慌，也没有呼喊，只是默默地走到书房，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护住了墙角那只不起眼的樟木箱。

俞济时闻讯从总统府赶回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他脸色铁青，挡在向影心身前，对着带队的宪兵军官厉声喝道：“所有事情，与向夫人无关！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我一力承担！”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向影心却突然开口了：“不，这些证据，是我提供的。与俞将军无关。”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她缓缓地蹲下身，打开了那只尘封的樟木箱。

她没有去拿那些金银首饰，也没有去碰那些珍贵的绸缎。她直接掀开了箱底的夹层，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纸张。

那里有她亲手抄录的毛人凤的日记，有他与中情局联络的密码本抄件，有他转移到海外的财产清单和银行账户明细，还有他亲笔签署的，多份迫害异议人士的秘密手令。

“毛人凤身为党国高级将领，却在国难当头之际，中饱私囊，走私倒卖，这些都是铁证！”她将那些文件一份份地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宪兵。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向影心从那叠文件的最底部，抽出了一张更为陈旧的信纸。

那是一份戴笠在1940年亲笔签署的手令，上面的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兹派本局同志向影心，以婚姻为掩护，接近并监视毛人凤之一切动向。此员心机深沉，野心叵测，必要时，可相机清除。戴笠，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

这份手令的出现，如同惊天逆转。

它瞬间为向影心所有的“背叛”和“复仇”行为提供了一层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外衣。

她不是在报复前夫，而是在执行戴笠当年未竟的命令，她不是背叛军统，她恰恰是军统最忠诚的执行者。

当这些证据，连同那份戴笠的手令，一同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

据说，这位独裁者沉默了许久，最终，他以“念及向影心曾为党国秘密效力，情有可原”为由，下令停止对她的所有调查，只是不痛不痒地让俞济时“闭门思过”三个月。

风波过后，向影心与俞济时的关系反而变得公开化。

他们不再理会外界的流言蜚语，平静地生活在一起。

俞济时的子女虽然起初颇有微词，但在父亲的坚持和向影心润物无声的关怀下也渐渐接纳了这个经历坎坷、却内心强大的女人。

1965年，俞济时因突发脑溢血而全身瘫痪，卧病在床。

向影心放下了身边所有的事务，像一个最普通的妻子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悉心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

她为他擦洗身体，为他端屎端尿，没有一句怨言。

每天清晨，只要天气晴好，她都会推着轮椅，带他去院子里晒太阳，给他读报纸上的新闻，给他讲那些早已泛黄的往事。

有一次，俞济时短暂地清醒了片刻。

他用尽力气握住向影心的手，吃力地说：“影心……当年……当年在重庆，我送你的那幅唐伯虎的画……其实……是赝品……”

向影心笑了：“我知道。但重要的是那份心意，不是吗？”

1975年，在卧病十年后，俞济时在家中安详离世。

办完俞济时的后事，向影心没有接受俞家子女的供养，而是独自一人搬到了台北郊区的一处小院里。

她遣散了所有佣人，平日里种花，养草，读书，看报，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几乎从不与外界来往。

她将那只见证了她一生荣辱沉浮的樟木箱，连同里面所有的文件和日记，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台北的国史馆。

1980年的秋天，一个寻常的午后，向影心在自己的躺椅上，于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76岁。

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在一本早已泛黄的旧相册里，发现了一张保存完好的老照片。

那是1940年在重庆，她与毛人凤的婚礼合影。

照片上，她穿着那身绣着梅花的旗袍，端庄地站在毛人凤身边，眼神却穿过喧嚣的人群，望向了观礼席中那个穿着笔挺军装、神情严肃的男人俞济时。

照片的背面，用娟秀的钢笔字，写着一行小字：

“身如棋子，心向光明。”

那个曾经见证了无数阴谋与秘密的樟木箱，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接受着后人的审视。

向影心的一生，有过对权力的依附，有过对情感的挣扎。

她的故事，连同那个樟木箱一起，最终沉淀为历史的一部分，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残酷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