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卖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国民党处决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1949年11月14日凌晨，山城的雾格外厚，白公馆院内的探照灯来回扫动，十几名押解犯人的宪兵脚步杂乱。列队最前端的涂孝文面色灰白，却忽然仰头望向天井上方，对同伴轻声说了一句：“快完了，可别丢人。”旁边的守卫听不清，还以为他在求饶，实则不然。

短短三年时间，这个曾参加过延安“七大”的地下党员，从川东地委书记沦为叛徒，再从特务手中的“王牌证人”变成“政治犯”，跌宕曲折的轨迹，正是重庆地下斗争的一个缩影。要弄清他为何在生命终点又喊出“共产党万岁”，得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

那年春天，抗战刚结束，川东根据地游击武装已成规模，国民党保密局称其为“老杜的队伍”。“老杜”其实就是涂孝文的化名。当时的他信心十足，常对身边人说“川东山多路窄，敌人插不进来”。然而形势瞬息万变，1947年底，保密局在重庆、万县布下天罗地网，先捉到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被捕后，面对老虎凳立刻崩溃，先把组织层级供了个七七八八，又亲自带路去万县抓人。涂孝文就是在那一次行动中落网。审讯室里，他一边挨鞭子，一边把二十多名干部的姓名、职务和落脚点全交代，江竹筠自然而然出现在名单上。一张网顺势收紧，下川东地委几乎覆灭。

江竹筠那天刚从伪法院后门出来，冉益智突然迎面拦住。江竹筠心头警铃大作，低声问他：“你为什么单刀直入？”冉益智支支吾吾，身后冷不丁跳出两个特务，江竹筠奋力挣脱不成，被铐上吉普。往后几个月里，这位巾帼英雄在渣滓洞留下无数英勇事迹，而所有酷刑记录的源头，都始于涂孝文的口供。

有意思的是，冉益智在密室里表现得越卖力，涂孝文反倒越萎靡。被审到第十二夜，他听见隔壁女牢的惨呼声，忽然觉得双腿发软。更让他动摇的，是一次“对质”。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被拖进来，满身血迹，她抬眼看他，只说一句：“我拒绝他的求爱，他怀恨在心。”这句话像匕首扎进涂孝文胸口，羞耻、恐惧、悔恨交杂，他低下头，再不吭声。

徐远举随即判定这条“大鱼”已无利用价值，将他和其他党人一起转押白公馆。狱友们先是愤怒，随后选择拉他一把。“你还能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一句劝导让他整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主动向狱中党支部表示不再配合特务，并愿意承担既成恶果。不得不说，转折往往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突破川东，蒋介石密令重庆特务机关“宁毁不留”。徐远举奉令整理屠杀名单，涂孝文在列。11月14日，执行队押人到磁器口外江滩。宵禁的枪声零零落落，寒风卷起江面水汽，像给行刑队披上一层薄纱。

队伍停下，涂孝文突然推开身边士兵，同狱友并肩高唱《国际歌》。他声音沙哑，却一句不落。子弹上膛的声音盖不过歌声，行刑军官气急败坏，喝令射击。就在枪口抬起前，涂孝文高呼：“共产党万岁！”喊声被一排枪响打断，戛然而止。

试想一下，短短几十秒，把两个角色的对立与统一推到极致：出卖了同志的人，与被他出卖的人，倒在同一条抗争的血脉线上。重庆解放后，党史工作者整理档案时常问，同样一句口号，江姐喊出是坚贞，涂孝文喊出又算什么？答案见仁见智，但历史留给那段喊声的回响，并未因为背叛与忏悔相互抵消。

遗憾的是，随着地下组织资料的散失，涂孝文被捕到被杀之间的个别细目已无法核实。他曾向狱友口头表达希望写一封认罪书，文稿却没能留存。几位幸存者回忆，执行前夜他在墙上刻下“悔”字，只是天亮后墙皮剥落，字迹模糊。或许对他而言，这种模糊正是一种宿命。

可以肯定的是，涂孝文的背叛造成了川东党组织巨大损失，数十名干部牺牲，游击区被迫转移。后来的军事大势虽然扳回，但那道裂痕仍在烈士录上清晰可见。面对这样的人物，简单贴标签并不足够；他的故事提醒世人：信仰并非一劳永逸，稍有松懈就可能在刑讯、诱惑、恐惧中坠入深渊。

白公馆旧址如今成为纪念馆，参观者经过那面弹痕累累的墙，总要停下脚步。墙角刻着江竹筠遗诗，也有人悄悄寻找涂孝文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最终被归入另一张表格——“已被清除党籍人员”。可那句“共产党万岁”并未被抹去，导览人员偶尔提起，语气平静：“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留下的声音，对敌人是嘲讽，对自己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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