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重庆大学，刘湘下令，每宰一头猪征收一毛税钱

不久前，在朋友的邀请下，踏进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校园。

重庆大学

朋友知道我对人文历史很感兴趣，把我带到A校区主教学楼负一层的师生服务中心。她说，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饶家院旧址。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两个班177名学生在饶家院正式开课，宣告这座当时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的成立。

在师生服务中心的入口处，展示着重庆大学79级校友、知名诗人的一首诗歌《饶家院》：“进去时，获得青春的堡垒。出来时，长出全新的翅膀。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站在命运的门槛上……”我们捧着一杯“摇摇冰”，漫步在古色古香的饶家院文化展示区。一张张老照片里，凝聚了重庆大学的百年风华。那些逐渐褪色的面容，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再次鲜活起来。

饶家院的故事，始于晚清时期的重庆府巴县秀才饶冕南。饶冕南出身耕读家庭，家里有祖上传下来的几十亩田地，支撑着他步入科举之路。明清时期的科举之路上拥挤不堪，比当代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十年寒窗苦读，饶冕南止步秀才功名，难以更上一层楼。当他幼子饶道源长大成人后，父子两人双双奔波在赴考路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秋风渐起的时候，饶冕南、饶道源父子一道来到成都，参加3年一次的四川乡试，不料双双中举。当省城的报子登门报喜“饶道源老爷高中”时，饶冕南表面呵斥家人“疯什么”，却暗自焦虑。午后，自己中举的喜讯传来，狂喜之下他竟将夜壶提至堂屋，被乡人笑称“演了一出范进中举”。

这对重庆科举史上罕见的父子举人，后来分别执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和法政学校，用功名积累的财富，进城购买并扩建了一座象征书香门第的庄园——饶家院。

饶家院

饶家院位于重庆城西、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红庙子，始建于咸丰十年（1860年），坐北朝南，占地3亩有余。经过改扩建之后的饶家院，有三重院落，每重都有天井，三进院落层层递进，气势恢宏，配得上饶冕南、饶道源父子的显赫身份。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么饶家院就与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的地主庄园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泯然众人矣”。历史的因缘际会，让它注定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夏天，在“重庆五老四学士”之一、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的倡议下，重庆社会各界在菜园坝杨家花园成立“重庆大学促进会”，组建筹备委员会，提出建设“完备弘深之大学”的愿景。当时雄踞重庆的四川军阀刘湘，被推举为重庆大学首任校长。

刘湘

重庆大学甫一成立，就招收了两个班177名学生。由于尚无校舍，学生们暂居刘湘麾下的骑兵营地。每天清晨，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与兵哥哥的日常操练声此起彼伏、相映成趣。

栖身军营，终归不是长远之计。筹备委员会决定觅一处永久校址。为此，筹委们四处奔走，在重庆城区及周边实地考察理想地址。

一天，筹委们乘坐一艘汽艇，从朝天门码头出发，溯嘉陵江而上。当汽艇停泊在沙坪坝中渡口码头后，他们走上松林坡，眼前突然一亮：这一片地方地势平坦、阡伯交通、鸡犬相闻，距离城区仅有20余里，俨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更为振奋的是，在平整的田野中间，有一座林木围绕、粉墙黛瓦、屋舍俨然的深宅大院。环境是幽静宽敞的，房屋是现成的，实乃兴办高等教育的理想场所。

这座深宅大院正是前面提到的饶家院。饶家院的主人，已从饶冕南变成了饶道源。这片土地，有900多亩，为饶道源和刘象曦（刘象曦父亲刘继陶是重庆近代第一个百万富翁）两家所有。如果要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购买这些土地和饶家院，需要15000银元。筹备委员会一时之间，凑不出这么多钱。眼看此事就要告吹，关键转折出现了。

时任巴县龙隐镇镇长叫程尔昌。此人年轻时经营商业、开办煤矿——著名的渣滓洞就是他开办的一个煤窑，在巴县当地是一位响当当的头面人物。筹备委员会请他出面斡旋，打着刘湘兴办教育的旗号（这时候就体现出推举刘湘为重庆大学首任校长的前瞻性了），与饶道源、刘象曦进行一番谈判。最终，饶道源、刘象曦欣然接受了筹备委员会的开价，以一半付钱，一半捐赠”的方式出让土地和饶家院。

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第一批师生入驻饶家院并开堂行课。此后，重庆大学将10月12日作为校庆纪念日。

饶家院内部

筹备委员会获得了饶家院和这片土地后，进行了改扩建。这又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耗资巨万。刘湘下令，在重庆全市以屠宰税附加法筹资：每宰一头猪征一毛钱，终于凑足十八万银元工程款，交由英国建筑工程师莫里逊承包工程。由此，西南最高学府的根基在饶家院的土地上扎下。

此后，在近80年漫长岁月里，饶家院卸下地主庄园的身份，成为校部和教授宿舍所在地。青砖黛瓦间，幽深院落里，大师足迹如星斗璀璨。李四光、马寅初、卢作孚、冯简、柯召、吴宓、潘序伦、何鲁、潘淑、吴冠中、艾芜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执教重庆大学，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

抗战期间，来自山东日照的著名土木工程学专家丁观海受聘到重庆大学任教，就职于工学院，一家寓居于饶家院。长子丁肇中在饶家院度过难忘的童年，在天井中奔跑嬉笑，也在池塘边听过蝉鸣。1976年，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的丁肇中，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物理系教授里克特，因为发现了J粒子，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丁肇中

1937年，著名画家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来到重庆大学担任美术系讲师，一边教学一边创作。他和重庆大学教务长张圣奘都喜欢画马，在品香茗、聊画马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张圣奘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后代，母亲是晚清名臣林则徐的孙女，精通英、德、日、俄、西班牙、葡萄牙等9国语言，获得史学、经济学、文学、医学、法学等5个博士学位，会教28门课程，罗家伦称他是“万能教授”。学校开通了哪门课程，差教授的话，喊他上准没错。

1945年12月31日，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在张圣奘家中签署离婚协议，大律师沈钧儒见证下，徐悲鸿“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至终一直低着头”。一百万块钱是徐悲鸿支付的两个孩子的赡养费。

徐悲鸿与蒋碧薇

1938年初，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专任院长兼经济系教授。他不仅是一名学者，更是忧国忧民、仗义执言的英雄。1940年底，他应邀到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指责豪门权贵大发国难财，由此罹祸，被关押了2年，直至1942年8月才获释。

当他被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期间，时逢他六十岁寿辰，新华社赠送一幅寿幛：“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长达6年多的无差别轰炸。在大轰炸中，远离主城区的重庆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工学院、饶家院等地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有校内人员在大轰炸中不幸牺牲。

重庆大爆炸

但全校师生没有屈服于日军的暴行，及时修复校舍，坚持教学科研。许多学生还怀着家仇国恨，积极参军入伍，1942年，重庆大学水利系学生何其忱在自家堂叔、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何鲁的激励和支持下，毅然应征入伍，加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5期飞行班学习飞行驾驶，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飞虎队”队员。

新中国成立后，饶家院褪去战火伤痕，成为校园商业与文化生活的核心，是全校师生购物、聚会、品茶、交友的重要场所，被师生们爱称为重庆大学的“解放碑”。

饶家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邮局、书店、咖啡店、银行、报亭、杂货铺、理发馆一应俱全、应有尽有。邮局前，排着取兑汇款的学子，那是他们在校生活费的来源。邮局右边挨着书店，书架前站立着翻阅书籍的身影，眼神里充满对知识的渴望。邮局左边咖啡店里传来阵阵咖啡香，年轻的恋人坐在里面，借着氤氲雾气的掩护，深情地凝视着对方。录像放映厅里，轮番上演香港动作片，李小龙、霍元甲、黄飞鸿等各路武林高手以这种方式和重大学生们见面，挑拨着他们青春的荷尔蒙。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重庆大学无线电系的王家素，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辆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世纪号”，被誉为中国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之父。来自重庆开州的他，家境贫寒，囊中羞涩。他每每经过饶家院门口时，总会听到卖高粱粑的吆喝声“高粱粑，八分一个。又热火，又大坨。又经济，又节约”。只卖八分一个的高粱粑，王家素还是买不起，只能吞着口水匆匆而过。

重庆是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有着酷热漫长的夏天。每到盛夏时节，饶家院最受欢迎的商品，是一款自创的清凉饮料——摇摇冰。玻璃杯里，盛放着大半杯橘子味汽水，上面盖着一块冰淇淋。把吸管往中间一扎，橘子水便和冰淇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轻轻一吸，连心都凉透了。在周末的夜晚，约上三五几个好友坐在四合院内，人手一杯摇摇冰，在晚风的吹拂下，畅谈国内外大事，无疑是夏季最惬意的享受了。

摇摇冰

1964年4月，北京电影制片厂《烈火中永生》剧组来重庆拍外景时，在重庆大学拍摄了一组镜头。围墙外的墙壁上、门前环湖的石栏杆上贴满了“反饥饿、反迫害、我们要自由”等标语。在饶家院拍摄的这组镜头，讲述于蓝扮演的江姐，来到重庆大学看望华为和孙明霞，亲眼目睹学生开展运动抓特务的情景。

拍摄时，许多市民和学生闻讯而来看热闹，将拍摄现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就连当时的四川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沙汀，也来到现场观看拍摄。

3天拍摄，仅换银幕几十秒，却让饶家院永远定格在电影黑白胶片上，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壮阔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烈火中永生》

席慕容说：“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饶家院度过了转瞬即逝的青春。饶家院自己，何尝不是在风雨的敲打中，度过了青春年华。时间在饶家院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斑驳脱落的墙皮、青石板上的苔藓、失去光泽的雕花窗棂，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饶家院老了、无可争议地老了。

2002年，正当春雨绵绵之际，一张迁移通告贴在了饶家院斑驳的墙上。为建121米高的主教学楼，这座142岁的老院面临拆除的命运。

曾经与饶家院朝夕相处的大学生们，表现出依依惜别之情。有学生投书媒体：“饶家院顺理成章地是心中的怡红院。没有怡红院的大观园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了饶家院的重庆大学还会那么美吗？”

他的疑问无人回答。

拆除前夕，工人从瓦砾中抢救出“一邱一壑”石匾，现存放于逸夫楼内。2008年，最后一片青瓦坠落，所有关于饶家院的校园记忆被钢筋水泥覆盖。

散落在五湖四海的校友们，在回到重庆大学时，总会到饶家院（遗址）去看一看。

2014年1月6日，78岁的丁肇中重访重庆大学，在饶家院遗址前伫立良久。他心里所想，是7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还是当年父母亲的叮咛嘱托？

王家素也经常回到母校重庆大学。每次回去，他都要去看饶家院，哪怕院子已经没了。他想吃那种高粱粑，可惜也没了。他在回忆散文里写道：“如果重大还有那种高粱粑，我一定吃个死饱。饶家院门口高粱粑的叫卖吆喝声，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永久记录下了当时重大学生饥饿难熬的岁月。”

饶家院——这座消逝的古老院落，已变成无数重大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原乡”。在时间的长河里，它始终以温暖的胸怀，守望每一个漂泊的学子归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