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七月的一天午后,’我看月梅姐才是真正能过日子的人!’刘建江顶着大太阳,在玉米地边扯着嗓子说道。”被汗水浸湿的衬衫紧贴着他的后背,旁边几个上海来的年轻人却忍不住起哄,谁也没想到,这句脱口而出的感慨,后来竟为他的人生埋下伏笔。
刘建江出生于1954年,沪西老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念过几年书就混迹街头。1973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推着他与十五名同龄人坐上北上的火车。列车从湿润的江南驶入干爽的东北,车窗外的白桦林掠过,刘建江却暗暗发誓:一定要在陌生的地方混出个人样。
宝兴公社分给这批知青的是距离中苏边境不足百里的开山屯。开山屯冷,粮食低产,公社担心知青吃不惯高粱米,特意安排一位村妇每日掌勺,那就是25岁的吕月梅。她身材结实,办事麻利,说话带着东北味儿的爽朗。知青们初来乍到,全靠她一天三顿热饭菜吊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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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梅姐的身世不算顺遂。丈夫前年赶集时意外坠河,没留下一儿半女就撒手人寰。乡里乡亲嘴上劝慰,背地里却难免议论“克夫”。对这种闲言碎语,她只一句“我行得端坐得正”,便不再多解释。她忙碌的身影恰好落进刘建江的眼里——劈柴、挑水、烧炕,她样样利落,让年轻小伙子心里既佩服又心疼。
真正让两个人的关系发生转折的是那场中暑风波。1974年7月16日午后,玉米地里闷热难当,刘建江突发急性肠炎,当场昏倒。十几个知青束手无策,还是月梅姐背着一百四十斤的他,一路小跑到村东的老中医家。针灸扎下去的瞬间,他疼得直冒冷汗,却也记住了这个坚毅的背影。
病好后,他省吃俭用攒下半斤白糖、两斤面粉,烤了二十个馒头送到吕家门口。月梅姐愣了一下,爽朗地笑:“小刘,你这是还人情?”他憨憨回答:“想报恩,更想常来。”一句心声,说得她耳尖微红。
插队第三个春节,公社允许知青回沪探亲。刘建江背回两条围巾、几包大白兔,见面就递到吕月梅手里。知青宿舍顿时炸开了锅:“刘建江,送彩礼啊?”一阵哄笑中,他淡淡地抬头:“要真能把月梅姐娶回家,我高兴还来不及。”玩笑至此,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再起哄。
然而乡下风言风语向来比山风还冷。有人悄悄放话:“上海小伙子被寡妇缠住了。”更难听的版本甚至牵扯到他“在上海混不下去”的旧事。吕月梅担心他的名声,却被他一句“咱们堂堂正正,天知地知”挡了回去。谣言非但没拆散两人,反倒促成一段实打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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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公社大队长做媒,两人领了结婚证。婚宴用的是知青空置的伙房,二十多斤自酿高粱酒,一桌酸菜猪肉炖粉条。酒过三巡,几个年轻人又拐弯抹角:“傻老刘,村里黄花闺女多得是,你非得挑寡妇?”刘建江放下酒盅,话不多,却掷地有声:“我病倒时,她敢背;以后日子再苦,我也敢扛。你们有这胆量吗?”全场安静得只剩风声。
婚后的小院子,几亩地,两头牛,十来只猪,成了夫妻合力打拼的起点。1979年,返城潮开始涌动,知青们陆续找关系回上海。刘建江却按下返城名额,理由出乎意料地简单——他离不开妻儿,也离不开那片熟悉的黑土地。有人摇头不解,他只是笑,说自己欠这片地一份情。
1982年,县里新办化纤厂招工,技术简单,月薪稳定。刘建江被招进去,白天上班,晚上帮妻子喂牛。第二年,儿子出生,满月酒喝得热热闹闹。十年光景过去,开山屯这对“大小搭档”靠卖奶、卖肉攒下第一笔两万元现金。
1996年,下岗潮汹涌而至。化纤厂裁人名单贴在公告栏的那天清晨,他摘下工牌,直接回家。门口晾着半麻袋玉米、几筐猪草,妻子问:“愁吗?”他摆手:“愁也没用,不如加把劲扩大养殖。”夫妻合计,把全部积蓄投进一片荒沟,修猪舍、打井、订饲料。当年冬天的小雪没压垮创业热情,三年后,两人名下已有上百头猪、几十头黄牛,粗算身家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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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的不止金钱。公社合并成镇,镇里搞示范户评比,刘建江一家年年上榜。外地养殖户慕名来学技术,吕月梅不藏私,按部就班讲饲料配比、疾病防治。有人感慨:“当年被说克夫的寡妇,如今旺夫旺家。”
千禧年前后,上海户籍管理放宽,刘建江带着妻子、儿子迁回老弄堂。多年北方生活让他皮肤黝黑、肩膀宽阔,站在石库门口,与周遭的邻居格格不入,却精神抖擞。弄堂里老人窃窃私语:“这就是当年那个带着寡妇回来的小刘?”他听见了,仍旧回以爽朗的笑。
几十年过去,儿子已在外企任职,逢年过节仍带妻儿往东北跑。一进院就能闻到土豆炖大鹅的香味,那是儿时记忆,也是他父母共同的味道。开山屯的邻里提起当年上海知青,大多竖起拇指:“刘建江有良心,更有眼光。”
若把两个人的一生拆解,会发现三个看似平凡却关键的节点:一次病危时的背负,一场顶着冷嘲的婚礼,一次说干就干的创业。节点背后,是彼此毫不含糊的担当。社会观念、时代变迁、市场凶险,都没能撼动这份踏实的联结。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乡村婚姻的主导权多在父母与集体,年轻人自择伴侣并不容易。刘建江能顶住压力,除了性格倔强,更因为他看见了对方最实在的品质:能吃苦、讲道义。那份品质在荒凉的边境比黄金还贵;当生活回到城市,它同样熠熠生辉。
遗憾的是,类似的结合在当年的知青群体里,并非人人都能善始善终。有的人返城后嫌弃农村媳妇难登大雅之堂;有的人在城乡差异、经济压力面前退缩。刘建江的故事并非童话,却证明:选择对了人,再严酷的环境也挡不住一家人往前走。
试想一下,如果他当年随大流返沪,也许此刻只是普通工人退休,拿着并不丰厚的养老金等待拆迁补偿。现在的他,虽仍住老弄堂,却手握多处房产、三十余亩东北林地,还偶尔给家乡小学捐赠课桌。对生活,他有底气;对过去,他无悔。
有人请他总结成功秘笈,他摆摆手:“没啥好讲,当初我敢娶,她敢嫁,剩下的就是踏实干活。”一句话,道破真味。爱情也好,生计也罢,终究落在“敢”与“干”两个字上。刘建江与吕月梅,一个年轻知青,一个年轻寡妇,跨过流言,跨过地域,携手四十余年。到今天,那句“我敢娶寡妇当媳妇,你们有胆量吗?”依旧铿锵,让不少自认见多识广的后辈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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