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质子”外交，中泰关系邦交正常化的艰难20年！

我国古代常与中国保持朝贡体系下的友好交流，历代统治者多通过遣使纳贡等方式维系邦谊。泰国总理顾问乃汕·帕塔诺泰曾如是说

1955年万隆会议后，泰国对新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开始考虑与新中国建交。然而，其与新中国的接触遭到美国阻挠。泰国既不敢得罪美国，又不愿与中国关系恶化。时任总理銮披汶的首席顾问乃汕·帕塔诺泰绞尽脑汁，从历史交往中觅得灵感，古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暹罗常以遣使通好彰显友好。他遂提议将子女送往中国学习，作为中泰建交前的沟通桥梁。

作出这一决定时，无论乃汕还是其子女，都以为仅是临时举措，未料中泰建交之路竟长达二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泰国政府对其持敌视态度。一方面受美西方舆论影响，对共产主义中国存在极大误解；更关键的是出于自身考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因战乱衰弱，大量民众迫于生计下南洋，泰国承接众多华人移民。这些移民形成的势力令泰国政府不安，尤其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浪潮中，部分新移民拒绝泰国同化政策，转而寻求中国保护。泰国政府担忧建交后华人群体获国家支持将影响政权稳定，故对建交心存抵触。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自1928年起便与暹罗商谈建交，但屡遭失败。二战期间，泰国为避战火与日本结盟；战后担心被视为战败国受制裁，急于扩大国际影响，于1946年与国民党政权达成友好协定。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对泰国华人影响力大减，泰国顺势维持与国民党的关系，既防范华人受新中国影响，又以拒不承认新中国迎合美国反共需求，换取其保护与支援。

但泰国政府深知无法永远与中国这一邻邦隔绝交往，因此一直暗中搜集资料了解新中国。当时泰国媒体多受美西方控制，充斥对新中国的污蔑之词，加剧了泰方的顾虑。直至日内瓦会议期间，乃汕从当地报纸上看到我们总理的照片，见其温文儒雅，与美国宣传的残暴形象截然不同，才意识到西方宣传不可信。

得知万隆会议邀请新中国参会后，乃汕极力推动泰国政府以旁听身份参会打探情况。銮披汶总理采纳建议，派外长旺怀亲王前往印尼旁听。我们总理得知后，立即安排晚宴宴请旺怀亲王，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旺怀亲王本就折服于我们总理在万隆会议的卓越表现，听后更认定新中国值得接触。回国后，他向銮披汶汇报见闻，加之乃汕力促，銮披汶同意秘密接触中国，交由乃汕全权负责。

乃汕很快通过缅甸与新中国建立联系，中泰非官方往来日益频繁，却引起美国警惕。当时西方阵营在朝鲜战争、法越战争中接连失利，将中国视为主要遏制目标，立刻大力阻挠中泰交往，几乎堵死所有政治沟通渠道。

眼见正常渠道中断，乃汕提议借鉴古代暹罗与中国的友好交往传统，派子女赴华学习以表诚意。銮披汶曾考虑派自己的子女，但因子女年龄偏大，最终决定以政府名义派乃汕的次子万怀、女儿西琳赴华。1956年8月，兄妹俩经缅甸抵达中国。中方起初对这种类似“质子”的做法深感意外，我们总理曾回信表示不妥，但在乃汕多次恳请下最终同意接纳。兄妹俩获中国名字“常怀”“常媛”，由中联部副部长廖承志负责照料，何香凝女士为其取名，我们总理也对他们关怀备至。

此后，泰国多次借探望兄妹之名与中国开展政府间交流，中泰关系稳步发展。但这引发美国不满。1957年，泰国国防部长沙立·他那叻发动政变推翻銮披汶政府，乃汕以亲共亲华罪名被捕。消息传至中国，常怀、常媛惶惶不安，我们总理明确表示将继续照顾他们，视如己出，由廖承志一家照料其生活与学习。

军政府上台后，泰国亲华力量受挫，中泰关系陷入低谷。直至1969年美国提出关岛主义显露撤军意向，泰国才重新考虑对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中国借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之机向泰国示好，邀请其参赛。泰国迅速响应，派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巴实·甘乍那越以代表团顾问身份赴京磋商建交事宜。

因中泰无直接联络渠道，泰国通过驻英使馆转达意愿，中方不到24小时便回复欢迎，并补送邀请函。代表团抵华后，我们总理连夜接见。常媛以唯一译员身份参与交流，此次接触十分顺利。此后三年，泰国外交部门数十次往返中泰，说服军方与安全部门同意建交，敲定各项细节。

1975年7月1日，我们总理与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泰建交联合公报》，开创两国邦交新纪元。从1955年万隆会议初次接触到1975年正式建交，中泰两国历经二十载波折，终实现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