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发言：我从不搞“山头”！大家反应各有不一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在南京军区，有个细节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欢迎会上，一位新上任的政委站在台上，第一句话就是：“我从不搞‘山头’。”语气平静，可话音刚落，台下的反应一下子“分裂”了。

有人鼓掌，有人低头不语，还有人眉头一皱。

这事儿很快在军区内部传开了。

不是因为这句话多新鲜，而是因为在1975年的军队系统里，“山头”两个字，早已成了敏感词。

那时候，全军正在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大军区政委调整，廖汉生从军事科学院调任南京军区，这场欢迎会是他到任的第一场公开亮相。

可是没人想到，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说到底，这不仅仅是一次调任，更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政治过渡。

1975年，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转折关口，军队内部的派性问题成了一个大包袱。

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少干部说话做事都得看“是哪边的人”。

那种“不是我这派的，就不是自己人”的氛围，一度让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

廖汉生不是个不懂行的人。

他之前当过北京军区政委，也管过军事科学院，正儿八经的政工老手。

他上任南京军区，位置排在司令员丁盛之后，按党委顺序算，是军区第三号人物。

但政治工作，归他管。

问题就出在这儿。

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当时挺复杂的。

张春桥名义上是第一政委，但是挂名的。

彭冲是第二政委，也不常驻。

所以真正管事的，是丁盛和廖汉生。

在这种结构下，谁来主导政治方向，就成了关键。

而偏偏，又赶上了一桩“老部队”对调的事儿。

上级决定：武汉军区的第一军与南京军区的第二十军对调。

这听上去没什么，正常的兵力调动而已。

但对廖汉生来说，却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第一军，是他当年当政委时带过的部队。

如果在他刚上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时候，第一军就调过来配合工作，哪怕一点点协调得当，外界也很容易解读成“拉自己人来了”。

他不想这么干。

甚至还主动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我觉得20军调去沈阳也行，都是华东的老部队，没必要换我带过的。”

叶剑英劝他：“不要顾虑太多，军委决定了。”

可廖汉生心里清楚，那个时候最怕的不是工作难做，而是被人说成“搞派性”。

谁都知道，文革后期，干部之间的信任已经很薄，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贴标签。

所以他不仅在会上公开表态“我不搞山头”，还主动提出不要让张希钦、邓家泰这两位老部下调来南京军区。

“他们都是我过去的战友，太容易让人误会了。”他对总政部的人说。

这种敏感和谨慎，在今天看来也许过了头。

但在那时候，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说明了这点。

廖汉生卸任后，接任他南京军区政委的是郭林祥。

郭将军上任当天，连秘书都没带，自己一个人坐车就去了军区机关。

总部领导本来建议他带几个人过去熟悉情况，他摆摆手，说：“不带了，省得大家多想。”

这不是胆小，而是谨慎。

那时候，干部调动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当成“另立门户”。

所以很多老同志宁愿“孤身上任”，也不愿意给人留下任何口实。

尤其是在军队，纪律和团结是底线。

可文革那几年，派性打破了很多规矩。

谁站在哪一队，常常比你做了什么还重要。

说起来，廖汉生那句“谁的工作做不好就批评，做好就表扬”，其实就是在拨乱反正。

他想用公开的标准、明确的态度，把工作拉回正轨。

可惜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即使你态度再清晰，也不一定能完全避免误会。

廖汉生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确实没有拉过一兵一卒的“亲信”。

他做事一板一眼，处理问题也尽量公道。

但外界的声音还是有。

有人觉得他太谨慎，有人觉得他太锋利，还有人觉得他不够“接地气”。

可他始终没改过初衷。

再后来，部队逐渐恢复正常秩序，派性一点点被清理。

很多干部回头看那几年，都会提到廖汉生在南京军区的那段时间。

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大事，而是因为他那种“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人误会”的态度，在那个时候，实在太难得了。

从此以后，第一军在南京军区，也再没有人把它叫“廖汉生的原部队”。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解方回忆录编辑组编，《解方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郭林祥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纪实·南京军区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沿革资料汇编》，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