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断线风筝”苦寻组织，可在接头时，对方却让他大吃一惊

一九四六年秋天，上海外滩的海关大钟像平时一样敲了七下。吴群敢整理完证券交易所的数据，随着下班的人群走到四川中路。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身份特别，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吴仲禧，而他自己却是一名已经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五年的地下党员。

吴群敢

每天回家的路上，吴群敢都会注意身后有没有人跟踪。这一天，在街角的橱窗玻璃里，他又看见那两个戴礼帽的人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这样的监视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每次回到法租界的家，他都要在黑色铁门前停一停，深吸一口气，才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

当时正处在内战即将爆发的边缘。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悄然进行。在父亲的书房里，吴群敢经常看到一些机要文件随意放在桌上。有一天，他注意到红木桌上摊开一份标着“绝密”的江防部署图，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发抖。这份图纸如果能送出去，或许能改变战争的局面。但他现在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既找不到组织，又不敢随便行动。

在这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中，没有人看出这对父子各自藏着的秘密。吴群敢在等待机会，而父亲吴仲禧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日常形象。两个人，都在危险的边缘行走。

时间回到一九三九年的广东韶关，那时战火纷飞，仲元中学搬到了曲江的鹤冲岗。十七岁的吴群敢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他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读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陕北根据地，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所学校思想开放，地下党支部在这里秘密活动。党支部书记刘渥丹注意到经常来借书的这位清瘦少年。有一天，他突然问吴群敢：“你看的那本《西行漫记》，读完了吗？”

刘渥丹

在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一九四一年春天，在学校后面的松树林里，刘渥丹带着他宣誓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随着松林的沙沙声，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他准备出发去延安的时候，一场高烧让他病倒在床。等他病好回到学校，粤北省委已经被破坏，联络人也找不到了。他和组织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在失去联系的五年里，吴群敢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先考进了勷勤商学院，毕业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白天，他处理证券行情；晚上，他就翻阅旧报纸，试图在字里行间找到组织的线索。

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大众哲学》，书页上还有细细的铅笔批注。这样的左翼书籍出现在一位国民党中将的书房里，让他感到不解。更让他奇怪的是，父亲有时会深夜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带着一身露水回来。

有一次，家里举办聚会，父亲的老朋友王绍鏊前来做客。临走时，王绍鏊把一份《新华日报》忘在了客厅。吴群敢捡起报纸，发现上面有篇文章用红笔做了记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群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成了很好的掩护。一九四六年，证券交易所还在汉口路422号。吴群敢在调查研究处任职，这个职位让他能够合法接触到各类经济情报。他注意到，父亲和王绍鏊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在书房里一谈就是一下午。

40年代上海证券大楼

三月的一个雨天，吴群敢去愚园路王绍鏊家做客。聊天时，他小心地提起在仲元中学的往事。王绍鏊听了，手里的茶杯轻轻晃了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还看《西行漫记》吗？”王绍鏊突然问道。这句像暗号一样的问话，让吴群敢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回答：“我读的那本，封面缺了一个角。”

这次谈话成了重要转折。几个月后，他接到通知，要和沙文威见面。在约定的地点，他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经历和失去联系的经过。交材料的时候，他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王绍鏊

重新和组织联系上之后，吴群敢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用密写的方式，把情报写在报纸广告栏的空白处。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和物资调运的消息，通过固定渠道传递出去。

十月的一个傍晚，他提前下班回家，在门口听见书房里传来父亲和王绍鏊的谈话声。“这份部署图太重要了，得尽快送出去。”这是王绍鏊的声音。

吴群赶屏住呼吸。他听见父亲低声回答：“我知道风险。但比起前线的伤亡，这个风险还是值得冒。”

这些话像惊雷一样在他耳边炸响。他轻手轻脚退出门，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一直坐到天黑。想到如果父亲也是自己人，那这些年的隐忍和孤独，就都有了答案。

接下来的会面，让真相大白。在霞飞路109号咖啡馆里，一位留着八字胡的琴师正在弹奏《夜来香》。吴群敢按指示坐在靠窗的第三张桌子，等待和代号“老A”的联络人接头。桌上的咖啡渐渐凉了，报纸也翻到了第二版。

当熟悉的身影在对面坐下时，他差点打翻咖啡杯——来的人，竟然是父亲吴仲禧。父子俩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吴群敢喉咙发紧，“爸爸”两个字差点脱口而出。

吴仲禧

吴仲禧迅速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问：“江防图带来了吗？”这一刻，所有的谜团都揭开了。吴群敢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微缩胶卷，借着递报纸的动作推了过去。父亲接过去时，手指在他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这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父子相认后，他们的情报工作更加深入。一九四七年二月，吴仲禧调到国防部任参谋。这个新职位让他能够接触到核心军事机密。三月中旬，他在同事吴石家偶然遇见了“华中剿总”的情报科长胡宗宪。喝茶聊天时，胡宗宪无意中提到正在整理《作战态势旬报》。

吴仲禧借口要研究战局，顺利拿到了文件副本。这份标注着国军在山东战场部署的密件，当晚就交到了吴群敢手里。他连夜把情报密写在内衣的丝绸衬里上，第二天以探亲的名义，登上了去青岛的客轮。

客轮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吴群敢一直把这件特殊的内衣穿在最里面，晚上睡觉也不脱下来。到了青岛，他按事先约定的方式在栈桥做了记号，很快就有个渔夫打扮的人来接应。

战事越来越紧，传递情报也越发危险。一九四八年冬天，吴仲禧得知汤恩伯要在长江南岸增派十个军的兵力，可这时上海的地下电台却被破坏了。危急关头，吴群敢带着江防计划的副本赶往虹桥机场。

汤恩伯视察长江防线

在候机室，特务打开他的行李箱仔细检查。当那双戴白手套的手伸向装着密写剂的牙膏时，他若无其事地望向窗外。检查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总算放行了。飞机起飞时，他看着窗外的云海，轻轻松了口气。

在隐蔽战线的背后，是整个家庭的付出与牺牲。吴家八个兄弟姐妹中，有五个人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二弟吴伟最早察觉到父兄的秘密活动，主动要求当交通员。一九四八年七月，他在舟山一带传递情报时遇上台风，连人带船消失在了茫茫大海里。

母亲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一次，她紧紧抓着吴群敢的胳膊，喃喃自语：“你们都瞒着我…连你爸爸也…”话没说完，眼神又变得茫然起来。

最危险的时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特务加强了对吴家的监视，兄弟姐妹们不得不分散躲避。三妹吴慧把重要文件藏在洋娃娃里，化装成少奶奶混出了上海。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早上的雾很浓，我抱着娃娃穿过三条马路，总觉得有人在盯着。”

最后的分别时刻终于来临。四月二十一日天刚亮，十几辆军用吉普突然包围了吴家。吴仲禧把最后一份名单塞给儿子，指着书房的暗门说：“从地道走，去香港找潘汉年。”

吴群敢爬进暗道时，听见身后传来砸门声和母亲的哭喊。这条狭窄的暗道通到旁边的教堂，他混在早祷的老百姓中从侧门溜了出去。当天下午，他藏在开往香港的“海星号”货轮底舱。

同行的交通员递来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吴仲禧被捕的消息。报道写着：“国民党中将吴仲禧涉嫌通共，已于昨日收押。”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望着舷窗外起伏的海浪。

而在上海的监狱里，吴仲禧正用铅笔头在《圣经》扉页上写着什么。狱卒开门巡查时，他迅速把小册子塞回枕头下。这支铅笔头是狱中的难友偷偷传递的，他用它记录下重要的时间节点。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吴群敢立刻赶到提篮桥监狱寻找父亲。吴仲禧的囚衣上还带着血迹，但眼神依然清澈。看见儿子，他第一句话就问：“名单送出去了吗？”

一九五零年，吴仲禧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在自述材料中写道：“那些年我们就像在黑夜里走路，不知道天亮什么时候来，但始终相信天一定会亮。”

吴仲禧一家

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吴群敢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父亲参加观礼的照片。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中将”，终于能以中共党员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下面的说明写着：“原中共地下党员吴仲禧同志。”

晚年，吴群敢经常在外滩散步，有时会在证券交易所旧址前停下脚步。当年的惊心动魄都已成了历史，只有黄浦江水还在不停地流向东方。有一天，孙子问他那时候怕不怕，他望着陆家嘴的高楼轻声说：“怕。可是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江风吹过他胸前的纪念章，银色的光泽在夕阳下微微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