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清东陵被盗，盗墓贼连挖10天无人发现，警卫员险遭毒手

2015年的清东陵夜色并不漆黑，月光下残破的琉璃瓦闪着微光，远处传来拖拽铁器的摩擦声。老李循声探去，却迎面撞见三个人影，各自提着砍刀，步子很稳，像习惯了在黑夜里工作。多年值守练出的直觉告诉他，留在原地等于找死，于是他一口气冲出妃园寝，连回头都不敢。等到天蒙蒙亮，警方根据报警冲进陵区，才发现西侧月台下一个足足一米多深的盗洞，洞旁整齐摆着电镐、撬杠和用过的棉被。警方判断，盗墓贼把附近农田的动力电线引入地宫，外面罩棉被消音，碎石渣土夜里装车外运——专业得让人后脊梁发凉。

同日傍晚，第一批嫌疑人被锁定；七天后，七名主犯落网，随车追回温僖贵妃墓出土的金银器物。案卷里有一句供词：“我们已经干了十天，要不是那老头巡逻，我们今晚就能见陪葬主椁。”这不是夸张。温僖贵妃墓在景陵妃园寝里级别最高，石门背后多半还有零星祭器，当晚差一点点就被掏空。

清东陵不是头一次倒霉。民国十七年（1928）孙殿英把军火拉进隆恩殿，大开乾隆、慈禧地宫，搬走成车珍宝；1945年，景陵地宫又被掘开，三百多名本地贫苦村民被裹挟成“民间工程队”，整个地宫被洗劫。抗战末期的地方政府既无钱也无人，干脆宣布“交回文物既往不咎”，结果赃物只回流了一小撮。为了震慑，还有几名首犯被公开处决示众七天。那场枪声之后，地宫的石门才算短暂安静。

新中国成立后，东陵第一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官方管理。最初的文物保管所只有五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一个排长的编制，可他们硬是在主要殿宇上装了避雷针，登记剩余文物，封堵盗洞。1956年东陵入选河北省重点文保名单，1961年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维护经费逐年追加。可钱要分给太多文物单位，而文革期间又因战备需求被部队接管，不少大殿改作仓库。直到1978年，孝陵、景陵才陆续归回地方，轰轰烈烈的维修刚有起色，改革开放的财政紧张又给它踩下刹车，一些附属建筑只能用“落架保护”——把梁柱拆了存屋里，盼着将来再装回去，结果多年后木料霉变，遗址剩下一片残石基座。

说到底，清东陵的最大难题不在文物本体，而是“人”。东陵主景区足有48平方公里，五百余座单体建筑星罗棋布。明十三陵有武警常驻，这里却只能靠地方财政招聘的安保。2015年前，正式编制三十多人，临时工二十人，白班十二次巡逻，夜班十八次，每趟至少四十分钟。工资差距却巨大：编制内月薪四千，临时工一千二，住宿是十平米不到的值班房；更麻烦的是，打卡点集中在陵寝外围，夜晚没灯，监控也在出厂设置停留了三年，早已“睁眼瞎”。对老李这种五十出头的巡逻员来说，工作内容就是走路、签字、再走路，鞭策责任心的只有对皇陵的一份敬畏。

盗洞被发现半年后，昭西陵护栏柱头又被利器慢慢割下，胶水缝里拉丝干净，作案人显然熟读维修记录。唐山、遵化两级公安鏖战九十天才追回柱头。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两起案件打脸，国家文物局连发两份通报，地方政府也终于认识到：不给东陵撑腰，脸丢的不是景区，而是整个行政体系。

随后的一连串动作力度相当硬。管理权从“唐山—遵化共管”调整为“遵化直接负责”，原有的九十三名临时工被辞退，补进三十二名正式干部，人防扩容到两百名专职警卫，周边村落组建二十六支寻巡小队。十五座陵寝加装高清监控、红外感应、夜间照明，所有陪葬坑重新登记编号。与此同时，陵外的石材加工厂、沙场、采土坑被清退回填，恢复林地九百亩，荒山新植侧柏、油松近五千亩。当地干部打了个比方：“没了周边乱象，再好的贼也摸不进来。”

有人可能会问，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加一块得花多少钱？答案是：一年预算接近一千万，这还只是基础运营。遵化财政并不富裕，景区门票收入又有限，因为对外开放区不到三分之一，未开放部分仍需养护。可如果再省下去，东陵就会重复昔日“落架保护”的尴尬，后果是不可逆的。

不得不说，2015年那次惊险提醒了许多人：古建筑不是青春常驻的铁疙瘩，稍一松懈就可能被切走一块。如今再走进妃园寝，地面新铺了感应光纤，人一踩就报警，栏杆外夜灯通宵亮。老李仍旧在这里，不过他多了夜视望远镜和高频对讲机。有人打趣：“老李，你要真遇贼，还跑吗？”他咧嘴笑，抬了抬手里的警棍，“跑什么？我这装备可比当年那把破手电强多了。”

清东陵经历了风雨、枪声、烈火、盗洞，也终于在多头拉扯的体制里理顺了筋骨。接下来能不能安安稳稳活下去，考验的仍是预算、监管与执行力，也考验每一个守陵人的决心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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