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山东一女子申请入党时身份暴露，牵出8年前一桩大案

当时，各大国营厂纷纷号召技术骨干递交入党申请。工人们热情高涨，党委一口气收了厚厚一摞申请表。护士劳有花的那份，写得工整，事迹也漂亮：援救过烧伤工友，义务帮职工家属打疫苗，还主动提出下夜班巡诊。车间师傅都说，这人要是不进党，天理难容。

流程摆在那儿，先核实工作履历，再请户籍地公安机关加盖公章。劳有花之前在上海曹家渡纱厂当过卫生员，厂党委便把函件发往上海市公安局。对山东老同志来说，这只是一条例行公事的流水线。

有意思的是，那天上海市公安局刚开务虚会，分管治安的副局长把一沓公文随手搁在局长黄赤波的桌角。黄赤波起身倒水，眼角瞥到“劳有花”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名字不算稀奇，可偏偏让他觉得刺眼。

黄赤波当年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做过侦察科科长，1950年夏夜，他曾审过一个代号“飞燕”的女特务，逃脱前嘴里反复念的正是“劳有花”。记忆被猛地拉回，汗毛直立——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要弄清真相，得先翻旧账。1950年4月，国民党保密局头目毛人凤刚退守台湾，仍妄图留下一把火在大陆。上海是首要破坏目标。那年6月，“飞燕”潜入租界，任务只有一句：刺杀时任上海市长陈毅。

陈毅的行程高度保密，但“飞燕”盯上了一条缝——市卫生系统的例行检查。她打算伪装成私立医院护士混入会场，近距离下手。为了筹措证件，她搭上曹家渡纱厂老板，先弄到一张护士介绍信，再等待上级接头。

遗憾的是，一名从台湾偷渡来的联络员在火车站因醉酒与小贩口角，被巡警以斗殴名义带走。公安一盘问，立刻发现皮包里夹着微缩胶片，内容赫然写着“飞燕—劳有花—刺陈”数语。上海紧急布控，目标却像蒸发了一样。

劳有花没敢回租住的弄堂，连夜乘车北上。她挑中过路相对稀少的津浦线，中途换了三次列车，化名“刘玉芬”，最后在济南机械厂的小招工里洞穿了防线。那是一家扩建中的大厂，急缺医务人员，外地职工背井离乡，档案往往缺斤短两，没人多问。

自此，她在诊疗室里埋头缝针、配药，过着规矩得不能再规矩的日子。八年里，工人住院她彻夜值班，逢年过节给老工伤送补药，党委调研时，她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语调平平，却句句切中要害。渐渐地，党委书记也觉得：“这小刘稳得很，是块材料。”

1958年春，大跃进正热，厂里准备推荐一批先进分子入党。有人提醒她：“医院那边缺个党员骨干，你试试。”她犹豫了好几夜，终究递交申请：或许上海早换了人，档案尘封，自己已经安全。她甚至盘算好，一旦跨进党组织大门，警惕线反而会大大降低。

信件寄出第三天，黄赤波已从机要室调来1950年的全部侦讯纪录，连夜对照笔迹、口音描述、出生地信息。重合度越来越高，他拍板：“就是她。”电话线路嗡响，济南市局值班室顿时灯火通明。省公安厅、机械厂保卫科同步行动。

行动队赶到厂区时是深夜十点。劳有花刚结束急诊，为一名钢水烫伤工人换药，针剂还没放回托盘。保卫干事轻敲门：“劳同志，局里要核对点材料，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她愣了一秒，小声问：“现在？”得到肯定答复，她放下镊子，没有挣扎。

审讯记录里，她承认全部前史，只辩解：“我没伤到任何人。”可在那一年，刺杀陈毅的意图本身已足以顶格。法院最终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无期。机械厂的早班工人第二天听闻此事，谁也不敢相信：那个白衣护士居然是潜伏特务。

事件传到各厂，党群部门的政审程序随之升级。过往“形式化”的荐党表，如今必须对外籍贯、亲友去向逐条核查。有人抱怨麻烦，却没人再质疑必要性。正因为安全网织得密，后来的国民党残存潜入才越发困难。

不得不说，黄赤波那天随手一翻，把一颗定时炸弹解除了。更让人警醒的，是劳有花八年潜伏期间的“无害”表象：救死扶伤、勤恳寡言，这些优点在政治立场面前统统失色。秘密战线向来看的是底色，而非表演。

1958年的这场“偶遇”，给了政保系统一堂活教材：年代再久、线索再细，也不能放过；背景再好、贡献再大，也要核实。安全无小事，这条经验后来写进公安部内部通报，成为长期执行的暗规。

曾在劳有花门诊里挂过号的老工人晚年提起这件事，总会摇头：“这人心里到底在想啥？”答案已无从考证。但那份档案提醒所有人：和平不是用来松劲的，而是用来加固警戒的。她的结局固然极端，却让潜伏于暗处的敌对势力看到了大陆情报战线上最不容侥幸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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