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或令人难解，其实从日本得到的远超赔款本身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至今日，此事仍令不少人忿忿不平。然而把时间线拉长就能看清，放弃对日赔款，中国从日本得到的远超赔款本身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

先看赔款本身，坊间有当年赔款额为650亿美元的说法，不过这不是日本正式提出的数字，而是根据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赔偿标准、对德战后处理规则等推算出的理论值，大致在 500—700 亿美元之间。

500—700 亿美元，当然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么放弃这么大一笔钱，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放弃日本战争赔款，都发生在1972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因果。要知道，70 年代的日本仍深受战后创伤和经济负担影响，若坚持赔款，日本国会很可能无法推动邦交正常化。这将使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反而无法获取更长期的战略利益。

更长期的战略利益是什么？

一是冷战格局，对苏战略的需要。

70年代初国际政治有两大背景，中美关系破冰，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日美关系众所周知，与日本恢复正常邦交，就多一个长期政治伙伴，能削弱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空间，这是冷战格局下对苏战略的需要，要比拿赔款更重要。

二是经济利益的需要。

这个经济利益，指的是中国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日本谈经济合作、贷款与技术引进。其中的核心是1979年开始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尤其是规模庞大的日元贷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最初几年，中日合作仍以贸易为主。中日关系真正进入经济合作时代，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外汇极度紧缺，能源、电力、钢铁、交通都处于瓶颈状态。日本外务省与经团联派团访华，正式启动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

ODA 在国际援助体系中属于长期、低息、定向使用的政府贷款。注意，它和普通贷款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它虽然也要还本付息，但它的条件和商业贷款完全不在一个层次里。ODA典型利率为0.75%—2.5%，还款期：30—40 年，宽限期：7—10 年不还本金。请问，现实世界有哪家银行会给你 40 年、1% 利率的长期贷款？

所以ODA不是不用还，它是几乎免费的长期融资渠道，这是当时中国所急缺的。

其次，ODA 不等于借钱救急，它是定向用于建设国家关键基础设施。ODA 不能挪作他用，它必须用于：电力、输变电工程；机场、港口、铁路；地铁、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系统；以及工业基础项目。

因此它虽然形式上是贷款，但本质是一种政府对政府的长期资本投入，用于改善受援国的工业化底盘。

可是说了这么多，它还是得还啊。那就得结合具体项目来看，才能明白它的真实价值在贷款之外。

整个 ODA 对华援助大体分三期：第一期（1979–1984）：解决关键能源与交通瓶颈；第二期（1984–1999）：支持基础工业现代化与重化工升级；第三期（1999–2007）：开始转向环境治理、城市基建、社会公共服务。

为了理解日元贷款的意义，需要把几个典型项目放到历史背景中看。比如第一批日元贷款，启动的重要项目为宝钢一期工程、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大连港、秦皇岛港等港口工程，以及若干铁路、城市公共设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宝钢一期项目。70 年代末，中国决定建设宝钢，但国内缺乏大规模现代钢铁厂的工艺、设备和管理体系。宝钢一期的核心设备——从高炉、连铸机到自动化控制系统——大部分来自新日铁、住友金属等日本企业。日本不仅提供成套装备，技术人员也跟着一起过来，也承担培训工程师和输送管理经验的任务。

宝钢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拥有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并成为后来钢铁产业全面升级的基础。这个项目本质上是一种附带技术援助的工业补偿。

再如地铁建设：上海地铁一号线的启动资金来自日本。

90 年代初，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仍是一张白纸。上海地铁一号线的核心融资结构，就是日本政府提供的大规模日元贷款，并由日本企业负责部分工程设计和装备供应。

该项目不仅提供设备，还把日本的城市交通管理体系一起传进来。地铁一号线的建成，带动了中国其他城市的轨交建设，也为整个城市化进程奠定了新的公共交通基础。

从这个点延伸出去，许多城市的地铁、电车、污水系统、水厂更新，都采用了日元贷款的模式。

还有电力系统，东北电网和南方电网工程大量采用日本资金与设备。在80—90年代，中国电力设备老旧、损耗率高、区域之间互联能力弱。很多大型变压器、汽轮机、锅炉装置都由 ODA 支持的日本企业承建，如东芝、三菱重工等，电网改造工程也主要依靠日元贷款支撑。

电力系统的改善不仅解决了缺电问题，也为后续工业扩张提供了稳定基础。电力行业是最缺资金、最见效的领域，日本援助的作用极其明显。

这些东西都是商业贷款根本买不到的，没有日本政府背书的 ODA，商业银行不会贷款，即便贷款，也不会让日本顶尖的企业成套输出技术。所以ODA当然要还，但它让一个国家用几十年、极低利率的方式获得了工业化的底层设施。它不是白给的钱，却比白给的钱更有价值。

从1979–2007，日元贷款总规模约 3.3 万亿日元，如果折合成当时美元，约为300–350 亿美元，其份额占据了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66.9%，也是日本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援助中金额最大的项目之一。

有人说不对啊，如果赔款按650亿美元算，那还不是亏了？

但是日本提供的不止是ODA，日元贷款之外，日本还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和成套设备，这些项目覆盖电站、港口、污水处理、机械制造等领域，价值大约 100—150 亿美元。

这还不是全部，1979年到1990 年代，日本陆续培训了成千上万名中国工程师、技术员、管理人员，内容包括质量管理，工业流程设计，城市规划，环境工程，电力系统维护，地铁运营管理，港口管理，现代工厂管理体系，都是在1980—1990年代经由日企传入中国制造业的。

比如宝钢一期工程从新日铁引进了成套的装备、技术和管理制度，千余名宝钢技术人员在新日铁接受培训和实习。再如根据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官方记录：仅仅在电力、铁路、电气化的培训和项目覆盖上，共有3.7万多名中国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实现了3842公里铁路电气化。

如果说贷款还能按金钱折算，那这些技术培训与产业管理体系的价值是难以量化的，但它们也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性不亚于资金本身。

直到21世纪初，2008 年之后，日本不再提供新的 ODA 日元贷款，但增加了技术合作。如远山正瑛教授及其团队，在中国的沙漠地区开展大规模种树活动，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此外，日本政府继续对中国的环保领域提供援助。尽管ODA已结束，但中日之间的合作基础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

回头再做个假设，假如当时中国坚持战争赔款，就按650亿美元计算，能达到后来的效果吗？

我觉得未必。

坚持接受赔款，中日邦交能否顺利正常化还是一个问题，这就不展开细说了。关键是赔款只是一笔一次性资金，把它用到哪些方面？如何使用？够不够高效？宝钢还建得起来吗？恐怕都有疑问。尤其放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就算用对地方，也很难直接转化为长期的工业化成果。

而日本在之后三十年提供的贷款、设备与技术，则是直接嵌入到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与工业体系中，对城市化水平、电力供给能力、钢铁与制造业技术的长期提升起到了结构性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是低息、长期偿还的。在外汇稀缺的年代，长期低息贷款显然比现汇更有价值。并且这些设备附带培训、管理体系与工程经验；这些项目本身直接落在中国最缺乏的基础设施领域。在经济学意义上，这些隐性资本所产生的工业化乘数效应，往往要大于一次性的资金补偿。

换言之，日本对华援助总量对中国工业化、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的实质影响，可能远超过赔款数字能提供的效果。对此，中方也曾多次给予好评：

所以，不要再惦记战争赔款了。从数字上看，中国没有得到500-700亿美元战争赔款；但从结果上看，中国获得了 400—500 亿美元规模的长期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并借此补上工业化的关键短板。这就是放弃赔款之后真正换来的东西，也是中日关系最深的经济结构性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