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腊月里的乾清宫,’臣无他求,只愿社稷长宁。’济尔哈朗对年少的顺治放低了声音。”短短一句,既是承诺,也是一场漫长政治生涯的总结。那一年,多尔衮刚被追夺封号,朝堂上弥漫着肃杀的气息;而说出这句话的郑亲王,却几乎未在风声鹤唳中掉一根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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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尔哈朗之所以能安然转身,与他的出身密不可分。1599年,他生于舒尔哈齐府。九岁那年,父亲因与努尔哈赤失和被幽禁,兄长亦被处置。一般人会把这称为灭顶之灾,可努尔哈赤把幼子的手握在掌心,宣布“从今由朕抚养”。君恩代替父恩,少年济尔哈朗很快学会察言观色——忠诚是第一条生存准则。
等到随军出征,他又展现了另一面。1625年,察哈尔部南侵科尔沁,林丹汗挟十万骑来势汹汹。济尔哈朗领两黄旗突袭侧翼,没打热就让对手撤回漠北。这场战役奠定了他在诸贝勒中的威望,也让皇太极注意到这位堂弟“动作干净,话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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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稳,行事却不迟疑。1627年第一次征朝鲜,阿敏想趁火打劫称王,连夜劝说各贝勒。营火旁,济尔哈朗只回一句:“大帅若独行,剩下几路军便按原旨撤。”冷淡却不失锋芒。阿敏自知失势,悻悻罢手。这一招看似简单,却挽住了皇太极的战略节奏,也替自己赚下一份“顾全大局”的名片。
1631年,永平初定。有人主张“屠以震慑”,济尔哈朗却上奏:汉官可用,民心须安。他挑选降将孙承恩、施世纶治理州县,税赋稳定,粮道畅通。皇太极批示,“郑亲王言周至”。军事之外,他在行政治理上开始留痕,给自身贴上远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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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骤逝,皇位归属成谜。会上,豪格与多尔衮争锋。济尔哈朗提出折中方案:奉福临即帝位,由自己与多尔衮辅政。看似骑墙,实则一步三算——既挡住豪格的兵权,又满足多尔衮的野心,更为幼主留下喘息空间。
接下来问题来了。多尔衮的胃口哪有止境?短短一年,摄政王把六部、三院、上驷院全部抓在手里,连顺治帝的玉玺都要先向他请示。济尔哈朗若硬碰,说不准会成第二个豪格。于是他选择退:府第逾制?认罚。辅政名衔被削?照样跪安。1648年降至多罗君王,他甚至主动上缴四百两银,脸上仍是温温吞吞的笑。
外人猜他窝囊,事实恰恰相反。多尔衮南下江南、北逐蒙古时,京师留守正是这位“被削爵”的亲王。大权不显山露水,却紧握在袖中。一纸军令可以决定三万绿营的调度,一封折子能让顺治看清亲王与摄政王的真实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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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在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猝死察哈尔草原,尸骨未寒,朝中就有两封奏疏指向他生前僭越。接着,济尔哈朗联手大学士苏克萨哈,请求追夺多尔衮封号,并籍没其产。大清第一摊“秋后算账”快准狠,顺治点头,京营立即行动。短短半月,多尔衮旧党被连拔数层,郑亲王却稳坐太平椅。
或许有人要问:他何以屡退屡安?答案隐藏在三条规律里。第一,旗人社会讲究出身与军功双轨,济尔哈朗既是庄亲王后裔又屡立战功,任何派系都缺不了他这块“关键拼图”。第二,退一步不等于投降,当退让换来喘息空间时,他擅长把威望慢慢积回。第三,把刀刃对准局外人而非核心权力。多尔衮死后,他主张“罪归本人”,旗中旧部大多得到豁免,于是感恩者众多,势力悄然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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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晚年,济尔哈朗依旧保持克制。1657年,他率军收复雅克萨,随后清理经略衙门贪腐,仅留折卷存档,未置一字诛心语。两年后病逝,顺治发布谕旨称他“功兼文武、狡而不诈”。这句评价意味深长——狡,说明手段多;不诈,代表动机纯。
回顾济尔哈朗的一生,可以看到满洲贵族在宫廷与战场间游走的典型样本:刀下讨生活,朝堂谋未来。被称作“老狐狸”并非贬义,而是一种对极致生存智慧的概括。太过锋芒毕露的人像流星,光耀却短暂;懂得收放之术的,才能安然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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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亲王的名字后来刻进铁帽子王序列,爵位得以世袭。后嗣未必再有祖辈那般锋锐,却凭借一顶世袭王帽在清廷站稳了近三百年。人们谈权谋,多半记得多尔衮、鳌拜,对济尔哈朗却轻描淡写;殊不知,真正高超的手艺往往无声——说一句“臣无他求”,转身便是烟波浩渺的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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