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户晨风时代的“主体性”与“觉醒文化”

文 | 飞剑客

近年来不只是在键政圈语境中，在社交媒体的日常语境中，“主体性”一词也颇为流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提问：“主体性强的人有什么表现？”、“如何培养自己的主体性？”初次接触这个词汇的人，大概会颇有几分格局打开的感觉。

不过多浏览知乎、小红书等平台的此类问题后就会发现，这类问题下的往往呈现出一种对“主体性强”的标准化想象，比如：

“不再关心别人看法，我的世界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拒绝讨好，拒绝恋爱脑，随时都能抽身离开。”

“能忍耐的人都是主体性缺失的人。”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一定有天然的正当性。”

人们有时会借助一些略显陌生或新颖的词汇，来包装和正当化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直抒胸臆的主张。和键政圈中对“主体性”的使用有明显区别，小红书类语境中的“主体性”大概是一种笛卡尔式的自我确立，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为被主流的意识形态征召会产生不适感（比如各种对集体主义的曲解和敌视）；也可能是因为自身历史的童年或者成长中的创伤会导致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多是因亲密关系，所以会去说要找回主体性，确立一些自我的边界，原则，修复童年创伤去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这方面做点心理建设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另一方面来说，很多自媒体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逢迎当下的网络原子人，通过使用一套特定的术语，如“内耗”、“边界感”、“配得感”、“男凝”、“NPD”等，帮助用户形成一个“觉醒的”、“追求自我”的圈层，他们嘴里的主体性和户晨风喜欢说用苹果手机去山姆超市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户子把这种抽象的享乐游戏物化实体了，把那种优越感改造成一种切实可行的消费行为了。

当然，有人会说，你看到这些说法都是伪主体性，“真正的”主体性是对自己的能力和定位有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而上面刚刚提到的只知道要这要那的不是主体性强，那是巨婴。

主体一词之所以备受偏爱，一个原因可能是与近代中国经历的殖民压迫有关。近代中国经历殖民压迫，反殖民斗争强调当家作主或民族主体性，赋予其积极的政治意涵。在此语境下，主体往往被理解为主人翁，关键正在于“主”与“奴”的二元对抗。

如果追溯历史，我们能看到一个宏大的、关于“知识”的变迁过程：

前现代的主体一般叫老天爷、上帝或者梵，即都有一个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意义的裁决者，而启蒙运动以后，大写的“人”成为了主体。作为主人的一方，要求万物效忠、服务并任其改造使用。不过这种观点也暗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中主体通过自身的意志和理性将外部世界包括他人对象化、工具化，从而实现对环境的控制和利用。

别看这只是一种观念，它不仅仅被媒介传播，更通过哲学、科学、法律、教育等社会制度被不断重复，最终被不少现代人内化为不证自明的社会现实。可以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默认“人类是万物灵长”、“科技征服世界”的意义世界中。

从个体上来说，主体性强的人强调自我的中心地位，使个体倾向于以自身的感受、目的和需求为导向，从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实现这些目的手段。所以市面上流行的强主体、找回主体性的意见也基本是建议人们把他人当成NPC、工具人，该断就断，这是自我工程的一种常见策略，它将不可控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可预测、可管理的资源或“环境变量”。

更大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的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就是主体论。无论经济学讲的市场交易，还是政治学里的社会契约，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假设：主体或者个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然后才彼此凑在一起形成社会。但你细想，这其实是倒因为果：人从来都是被特定社会关系塑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天然”的经济人或法律主体。

资本主义不是某天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它是在封建社会、行会制度这些“非资本主义”的母体里慢慢孵化出来的。关键在于，只有当人被改造成适合资本增殖的“主体形态”时，这些旧制度才会转型为资本主义。

既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思维，那么解构诸如自由主义的经济人主体，即那种将人视为纯粹自私利己之同质存在的神话，揭示社会结构功能对人的影响，便十分必要了。

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在击碎启蒙传统中那个自以为是、先验的主体神话。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底层逻辑中，人并非真正自主的主人，而是被悄悄压扁、塞进了经济关系的格子里，成了某种功能的化身。就像《资本论》所揭示的，人是资本自我增殖这一过程的人格化。这种去主体化的剖析并不是要否认人的存在，而是要掀开那层自由主体的意识形态面纱，揭示其背后被社会关系所规制的实质。

不过在后续的左翼思想里，很多批判被推演到了极端，像拉康这种法国理论家的学说成了不少网哲酷爱念的经，他们热衷于援引拉康来挑战传统哲学的主体观，即人并非自主自律的行动者，除了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之外，也被语言、他者欲望（在阿尔都塞这里则具体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塑造的存在。我们所以为的自我，实则由想象的认同、符号秩序的规训，以及无法被符号化的真实经验共同撕裂而成，人或者说主体始终处于一种内在分裂的状态。

但是这种无主体的思想也面临很大困境：如果我们冒然否定主体，如果连行动者本身都是被结构决定的幻象，那么变革世界的实践又该由谁发起、如何可能？

于是不少人就陷入否定一切行动可能的犬儒主义或后现代的呓语中，甚至成为一种为现存秩序提供隐性辩护的精致的虚无主义——我们能从当下不少后现代人中看到这样的特点。

主体是被建构的这一理论本身不是中立的学术发现，而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思想反映（性别建构论也类似）。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弹性积累与灵活的劳动力时，建构主义恰好提供了哲学合法性。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了不少研究，最经典的是威利斯的《学做工》，里面也提到了工人阶级子弟通过“反学校文化”将自己建构为叛逆者，但最终主动再生产了自己的阶级位置。这正是主体自己选择的驯服顺从。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很多流行理论的一个困境在于：如果主体纯粹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构物，那么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主体性基础从何而来？这种焦虑确实驱动着当代的理论家去寻找主观能动性源泉在哪。总之规则总有bug、有悖论、有执行失败的时刻，你卡在系统bug时的那个视角，既属被建构的游戏内部，又能洞见系统的不一致性，由此获得一种能动性，也叫可能性。

最古典的路径就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到的：人不是抽象建构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关键在于实践对关系的改造，在于生产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会撑破现存生产关系。

后续的普殊同就强调，资本主义的一个矛盾是时间本身的解放潜能被价值形式束缚，真正的主体性只能是来自“历史的运动”，即那种由资本内在矛盾驱动的、可能冲破价值形式的社会转型。

德勒兹和加塔利代表另一种回应。资本主义具有一种自我解码的矛盾性：它既不断打破传统束缚，像冲垮旧堤坝（解域化），又用市场逻辑重新编码一切，加固新河岸（再域化）。而革命性不在于等待“历史运动”去撑破外壳，而在于捕捉系统内部那些逃逸线——那些被解除领域、被河水冲开、还没来得及被堵上的支流，比如年轻人用盗版软件搞出的创意、黑市里以物换物等等，这种主体性是非人的、分布式的、在装配中生成的，讲究的是用完即散，下次再装。

德勒兹和加塔利也是当代另类右翼、加速主义的思想资源提供者。比如另类右翼将德勒兹的非人流动等同于技术—资本的自动主义，认为主体性应彻底让位于市场解域或“算法治理”。（见我们之前文章《尼克兰德，另类右翼与黑暗硅谷的启示》）

还有一个思路是巴迪欧提出来的：主体不是被建构的，而是被事件从建构中撕裂出来的，这避免了人性假设。所谓事件，就是对现存秩序的断裂，像一颗投入平滑水面的石子，激起无法被归类的涟漪。

主体的诞生，恰恰在于他对这种事件的忠诚。通俗来说，作为个体我们确实被结构、语言、知识、制度塑造着，这是是我们生存的常态，我们是情境的动物，但我们偶尔会发生一些打破规则的大小事件，它无法被常规理解。你面临选择时，是假装没发生，还是开始追问“这事到底打开了什么新可能？”。如果你选择后者，并持续地、有条不紊地探索、命名、组织、推广这些新可能，你就成了主体。

就像真正的爱情一样，忠诚于爱情这个事件意味着持续坚持到底般去冒险，通过对话、分享来保持爱情的活力，而不是一次获得或者只是得到一个制度化的身份；忠诚艺术这个事件是一种你的创作上或者作为观众欣赏上的突破，要忠诚于这个突破，主体应该支持这种挑战，并通过讨论、推广或再创作来延续其影响，而不是一次性消费；而对政治也是一样，忠诚于政治事件意味着持续介入和开拓的领域，就像民主的要求是全过程，而不是一次性投票。

这里的主体生成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无疑是有嵌合之处的。就像无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一个自为的、统一的历史主体；它正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主体性不是在书斋里被认识的，而是在组织、在构建新社会关系的具体进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关键的问题始终是在什么具体历史条件下，被建构的主体能够反过来建构新的社会存在？当社交媒体将“觉醒”变成流量密码，把自我拆解为可购买的标签，那些宣称要“夺回主体性”的逢迎、鸡汤和鸡血，或许早已沦为资本弹性积累的同谋。

在这个意义上，实践、阶级斗争、历史运动——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缺乏创意的选项，反而因其与物质生产的直接缠绕，最难被收编为新的文化商品。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后革命时代，癔症式，“觉醒”式，古风BGM式，烂梗式的革命话语早已耗尽了自己的历史能量。那种通过不断宣布“决裂”来确认自身存在的姿态，最终只生产出一种表演性的激进，其根基并不比它所要批判的“伪主体性”更稳固。

从这方面，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可靠的再生产机制——不仅是理论的再生产，更是改造社会关系之实践的再生产。这要求我们从呐喊的姿态转向艰苦的组织，从对“本真自我”的追寻转向对集体性纲领的忠诚。

另外，当理论落回地面，个体终究要面对那个最具体的问题：我该如何自处？笔者倒是觉得，与其通过断亲、拉黑、建构边界来验证主体性，不如尝试打破边界去爱一个人，去参与一件需要投入的事。

这需要耐心，为共同体、为发现、为信念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以及承受攻击的决心，因为你的忠诚必然会与那个由表演性姿态和流量逻辑构成的“意见”世界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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