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求贤令》，求的真是贤吗？他的心思可不是一般人能懂的

建安十五年之春，许都丞相府屋檐下尚挂着冰凌，曹操身着半旧之玄色大氅，指尖敲击着案几上摊开的墨迹未干之竹简，竹简上写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底下之人心里犯嘀咕，刚于赤壁吃败仗之丞相怎会突然对“唯才是举”这般热衷，须知汉代举孝廉已讲了四百年德行，至他这儿连“盗嫂受金”之陈平都成了榜样

提起曹操的“求贤三令”，其时间点颇为微妙

第一令发布的时候，赤壁刚结束两年，西凉马超有一些动静，刘备借得荆州不打算归还。曹操自己称“现今天下尚未安定，此乃求贤的紧要时候”，但是查看史料，赤壁之后投奔曹营的能人没几个且还都是边缘的，实际上他也不缺人，颍川谋士团早就已经成型了，荀彧、程昱、郭嘉这些核心班底十年前就已经跟着他打天下了，如此看来，求贤令更像是一声锣鼓，戏台子搭建给外人观看。

锣鼓背后隐藏着政治算计

东汉时期选官的权力老是被世家大族把控，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且门生故吏满天下，弘农杨氏、清河崔氏也借助举孝廉的途径垄断仕途。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本被士族轻视，官渡之战后虽然掌握了大权，可还是遭受“赘阉遗丑”的讥讽，他特别需要一把刀劈开那铁板，在求贤令里反复提及有“负污辱之名”的寒门子弟，实际是要拆分世家“德行”的话语权。记得《山河月明》里有个细节，朱标让朱棣抄写五十遍《魏武三诏令》，意思是教导他“人事即政治”，这话点得很透彻，就是人才标准由谁来制定，权力就归谁掌握

但曹操的办法，并非仅仅用“唯才是举”这四个字就能够简单说清楚的

建安十九年第二令颁布的时候，其刚加封魏公，朝着汉的台阶而行。诏书中突然强调“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还举“杀妻自信”的吴起为例，此信号颇为危险。一边是荀彧因反对晋爵魏公被逼自尽，一边是像司马懿这类具有“狼顾之相”的士族被强征出来为官。同一时候掌管人事的毛玠、崔琰以“清正贞实”著称，选拔的官员大多崇尚俭节，可见曹操运用平衡之术，以寒门来搅局，依靠士族来维稳，自身立于牌桌顶端发放筹码

更为露骨的是第三项命令

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六十三岁。彼时刘备称汉中王，孙权对合肥颇为用心。诏书中明确写道“有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才者，汝等皆举所知，勿有所遗”，此哪是求贤，简直似掀桌。后世顾炎武骂其“毁方败常”，一人毁了东汉二百年之礼教。然换一角度思之，乱世容不得道德神话，官渡后曹操烧了部下通敌之书信，一句“当绍强时，吾自己亦不能保全”，比许多“仁德”之言更能聚人心

因此，求贤令并非仅仅是招聘广告，而是一份政治宣言

它所需要的并非是几位能干的官吏，而是一套能够让天下人才绕过世家直接向曹氏效忠的新规则。这便可以解释为何曹操一边高呼“唯才是举”，一边对荀彧这类道德楷模既用又防。学者陈寅恪称其“有转移数百年世局的作用”，眼光颇为厉害——九品中正制好似否定了求贤令，实际上是将“才德的辩论”纳入制度的笼子里，成为了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的伏笔

最后有个轶事

曹操晚年前往合肥巡查，看到老梅枯枝又发新芽，便跟旁边之人感慨那“唯才是举”的需要靠人心来做见证。陈群献上《九品官人法》的时候，他咳着血苦笑着，还说让寒士再享受二十年的春风。他到死都清楚自己撬动的是一场漫长博弈，求贤令所要的不只是人才，分明是乱世里重塑权柄的野心、打破旧束缚的斧钺以及留给历史的一声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