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警告美国：若不发动战争，与中国搞零和博弈，是一个大错误

在一场几乎被媒体忽略的线上对话中，一位88岁高龄的美国老者突然发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警告，引发了外交学界与战略界的强烈震动。

他不是泛泛之辈，而是“软实力”理论的奠基人、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曾主导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的约瑟夫·奈。

他一生为美国战略服务，曾是无数白宫核心决策的幕后操盘者。

而这一次，他却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正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对中国发动零和博弈，但又不敢发动战争，这将是战略上的“致命错误”。

这究竟是对美国未来的绝望预判，还是对政策方向的最后警告？

从“软实力”之父到对华关系“压舱石”

约瑟夫·奈，这个名字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学界，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学术生涯的起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随后在牛津大学获得罗德学者荣誉，并最终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长达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

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是他于上世纪8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软实力”概念。

在那个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如日中天的年代，奈却敏锐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影响力，并不仅仅来源于其船坚炮利的“硬实力”，更来自于其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吸引力。

这种通过“同化”而非“强制”来达到目的的能力，被他精准地概括为“软实力”。

奈的理论并非空中楼阁。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他屡受重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核不扩散政策。

到了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上台，奈再次进入权力核心，先后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在这些职位上，他直接处理着冷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从波斯尼亚的战火到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再到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关系。

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奈始终扮演着一个理性而务实的“建言者”角色。

他亲历了中美关系从70年代“乒乓外交”破冰，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正常化进程，再到我国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进入“竞合”阶段的全过程。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美国决策者是如何超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从全球战略格局的宏观视角出发，做出了与我国接触的正确抉择。

他也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美国国内的焦虑情绪日益滋长，“中国威胁论”开始沉渣泛起。

面对这股逆流，奈始终是那个试图踩下刹车的人。他反复强调，将我国的崛起简单地视为一种威胁，是一种战略上的短视。

他认为，一个繁荣稳定的我国，不仅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也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

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额、频繁的人员往来，早已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相互依存关系。

这种关系，与当年美苏之间那种几乎完全隔绝的“冷战”状态，有着本质的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当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对我国的遏制与打压意图日益明显时，奈的声音显得愈发珍贵，也愈发孤独。

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布道者，利用各种场合——学术论坛、媒体采访、新书发布会——向美国的决策者和公众传递他的核心观点：与我国搞零和博弈，试图通过围堵和打压来阻止我国的发展，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会将美国自身拖入泥潭。

在他的著作《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中，他明确指出，本世纪全球权力的两大转移之一，就是权力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而我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美国明智的选择是适应它、引导它，而不是徒劳地对抗它。

2021年5月，在全球化智库举办的一场线上对话中，已是84岁高龄的奈再次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忧虑。

他认为，我国的存在并未对美国构成生存性威胁，两国之间完全有空间、有必要去寻找合作的机会，建立一种“合作性对抗”关系，即在保持竞争的同时，为关系设定“护栏”和“底线”，避免滑向全面冲突。

他甚至乐观地预测：“也许到2035年，我们会看到一个两国向更好关系发展的周期。”然而，历史的走向似乎并未如他所愿。

零和博弈的致命逻辑与现实困境

“若不发动战争，与中国搞零和博弈，是一个大错误。”

约瑟夫·奈的警告并非在鼓动战争，而是在深刻地揭示一个冷酷的逻辑：如果你铁了心要和我国玩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那么除了发动一场毁灭性的全面战争，你没有任何胜算。

而既然全面战争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接受的选项，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放弃零和博弈的幻想，回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轨道上来。

奈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警告，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部分鹰派决策者正在犯下这样的错误。

这些人将我国的每一次进步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将我国的每一个举动都解读为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阴谋。

在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框架下，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脱钩断链”的极端措施，试图通过关税战、科技封锁、产业链转移等方式，全方位遏制我国的发展。

奈敏锐地指出，这种做法的底层逻辑，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零和博弈思维：我国多得一分，就是美国损失一分。

奈清楚地看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零和博弈的策略根本行不通。

首先，我国拥有美国遏制战略难以撼动的“关键底牌”——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投入和建设，我国已经构建起一个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庞大制造网络。

这意味着，从一颗螺丝钉到一个集成电路，再到一架大型客机，我国都具备在本土完成大部分生产环节的能力。

这种强大的产业链韧性，使得美国发动的关税战效果大打折扣。

当美国对我国某类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时，我国的生产体系能够迅速进行内部调整，通过财政补贴、产业政策协调等方式，消化掉大部分冲击，保持生产和出口的稳定。

反观美国，由于其制造业早已大量外移，对进口消费品和工业中间品形成了严重依赖。

对华加征的关税，最终往往以涨价的形式，转嫁给了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了“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尴尬局面。

其次，在全球化的影响层面，美国的零和博弈策略也面临着其盟友体系的离心力。当今的世界格局与冷战时期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已截然不同。

美国试图拉拢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构建一个围堵我国的“小圈子”。

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与我国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我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让它们在经济上与我国“脱钩”，无异于让它们自断臂膀。

因此，这些国家普遍表现出一种“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摇摆姿态，不愿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边站”。

再者，在科技和金融等前沿领域的零和博弈，同样会给美国带来反噬效应。

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通信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确实激烈。

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和实体清单等手段，切断我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

这种做法一方面低估了我国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举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严重扰乱了全球科技创新的生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芯片产业。

美国的封锁政策在短期内确实给我国相关企业造成了困难，但从长远看，它也倒逼我国下定决心，投入巨量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加速了国产替代的进程。

正是基于对以上种种现实困境的清醒认识，奈才得出了那个看似矛盾的结论。

他实际上是在对美国的鹰派喊话：你们所推行的这套非军事化的零和博弈，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你们既无法在经济上真正“脱钩”，也无法在外交上孤立我国，更无法在科技上永久性地锁死我国。

这条路走下去，只会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损害美国的信誉，错失与我国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宝贵机遇。

一个时代的落幕

2025年5月7日，当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约瑟夫·奈逝世的公报时，国际关系学界乃至整个关注中美关系走向的人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深切的失落。

奈逝世后，美国政学两界纷纷表达了哀悼。时任美国前国务卿的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深情缅怀，称他是“许多人的朋友和导师”，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则敏锐地捕捉到了奈离去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即“美国正面临亚洲问题专家日益稀缺的局面”。

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分析员韦德宁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人才断层的“长期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

随着老一辈的“知华派”学者和官员（如傅高义、李侃如、约瑟夫·奈等）相继离世或退休，美国国内能够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并向决策层提供理性建议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微弱。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缺乏实地经验、将对华强硬作为捞取政治资本捷径的“新秀”。

这种人才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益僵化、情绪化和非理性。

参考资料：约瑟夫·奈去世，曾提出中美乃“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