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解放前，国军周烈秘密见一舞女，事后舞女被特务头子毛森抓捕

1949年6月10日的黄浦江码头，蒸汽汽笛划破夜幕，毛森攥着密电登舰，他必须在厦门筑起最后一道“防线”。舱灯摇晃，电报纸上那几个急迫的大字刺得他睁不开眼——“厦门若失，东南尽失”。

三天后，厦门鼓浪屿外海，闷热的潮风吹得人心里冒火。毛森一踏上码头，就拉响了宵禁令，晚上九点一到连路灯都要熄灭。城里人嘴上骂，可谁也不敢上街，兵哨的口令比海风更冷。

半个月过去，国军海防第七旅参谋周烈暗暗记下城里每一次戒严的节奏。他靠在哨所后墙，对同袍低声嘀咕：“这么守下去，迟早成瓮中鳖。”那同袍咽了口唾沫，没有接话，天知道墙外多少耳朵在听。

夜幕下的顶井巷，又有人悄悄行动。刘惜芬换上一袭桃红旗袍，腰间别着一支小巧记号笔。她在街角理了理鬓发，自言自语一句：“时间刚好，十分钟内必须进舞厅。”步子轻得像掠过水面的蜻蜓。

刘惜芬原是护士，十年前还在“博爱医院”帮中国伤兵缝合伤口。那时她就学会将忍耐写在脸上，把锋利藏在心里。日本医生嫌脓血恶臭，她偏要抢过去清洗创口。有人说她傻，她只回一句：“是人，就得有人管。”

抗战胜利后，她把老屋腾成临时医站，乡亲说这姑娘有颗热心肠。正是那段时间，地下党注意到她的胆识与口碑。半年试察，她领到第一张联络图，代号“杏子”，从此与白天的护士身份并行。

八月初，解放军福厦铁路沿线频频侦查，毛森的情报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为填补空白，他加派便衣埋伏在各大舞厅。毛森认定：凡敢在炮火临头时还涂脂抹粉的，不是探子就是疯子。

恰恰在这种气氛里，周烈选了舞厅做接头——兵荒马乱的地方越安全。音乐一响，军官礼帽遮住半张脸，他伸手邀请眼前的“舞女”。两人旋转时，他低声说了七个字：“敌军布防已全变。”说完立即松手。

刘惜芬听明白，把要点记在掌心，末尾再添一笔：“炮楼退至海堤”。灯光一闪，她抬头微笑，一切仿佛只是普通的舞池搭讪。十分钟后，她踩着高跟鞋离开，鞋跟在青石板上敲出急促节拍。

国民党宪兵数次搜查舞厅，无功而返。负责盯梢的小队长拍着脑袋直纳闷：“人都跳舞去了，怎么还抓不到？”他想不到，对面那位“舞女”每跳完一曲便改变一次路线，取道后巷溜走。

有意思的是，毛森虽残忍却不傻。他发现电讯里漏掉的细节越来越多，判断内部有人通共。九月初，他亲自拟定“猎狐计划”，名单只写三个字：女舞者。下面空着，等待补全。

9月17日深夜，顶井巷灯火骤灭。巷口传来卡车引擎声，铁门被枪托砸开。刘家长工刚喊出“谁”，就被推在墙上。刘惜芬拿起急救箱，冷静问：“病人在哪？”为首宪兵冷笑：“病人？跟我们走就知道。”

警备司令部大堂灯火通明，毛森半倚在藤椅上，见她进门只扫一眼：“你的旗袍挺艳，真看不出是共产党。”他把皮鞭丢在桌上，“机关在哪，说了就放人。”刘惜芬环顾四周，沉默。

“别装沉默是金，”毛森嗤笑，用短刀挑开她袖口，“你以为自己撑得住？”刘惜芬抬头，“你们迟早会败，我没话可说。”这简短两句对话，加起来不足十秒，却让审讯室的温度骤降。

钢签、辣椒水、吊打轮番上阵，毛森却没得到一个地址。审讯第六天，他咬牙道：“送入后牢，既然要死，也别死痛快。”他怕拖下去信心动摇，更怕外界传出她不怕死的故事。

牢房阴湿，墙角长着青苔。刘惜芬用指甲划记日期，9月18日、19日、20日……划到第27道痕时，海面那边传来连续炮响。守卫冲出来张望：“共军真打来了？”他话音未落，天花板抖下尘灰。

与此同时，厦门守军指挥系统已经乱成一锅粥。炮兵阵地被提前暴露，国军第三七团接到命令转移时，才发现海堤通道竟在两天前被自己炸断。周烈趁夜发起起义，把中继电台交给解放军前锋。

宪兵营溃散后，城门洞开。解放军一进城即赶往各看守所，力求第一时间解救被捕人员。可惜，他们在警备司令部后院只找到一排刚填好的新土。挖开最浅的一处，旗袍碎片夹着医疗纱布露出泥面。

档案记载：9月30日凌晨，毛森携家眷坐小艇逃往台湾；10月5日，厦门军管会发布通告，追缉此人。周烈因配合起义，保留军衔并接受改编，后来在福建军区供职。

多年后，有人问周烈，当时为何冒险去舞厅？他沉默片刻，吐出一句：“有人敢拿命送情报，总得有人接。”围坐的人没再追问，茶碗里的热气缓缓升起，像是另一场无声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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