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是真正民国公子，张学良亲口承认：如果是冯庸，他干的比我好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31年秋天，沈阳。

一间教室的窗户还没关严，冷风灌进来，吹得黑板上的粉笔灰四散。

冯庸站在讲台前，披着一件旧呢子大衣，嗓子有点哑。

他说：“咱东北人，要争这口气。

别让人说，咱只会打仗，不会读书。”

那时候，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日军的动向越来越频繁，沈阳城里流传着各种风声。

可冯庸大学还在照常上课。

学生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坐在破木椅上听课，不是因为课讲得多好，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地方不一样。

冯庸大学是怎么来的？说起来也简单——他把家里的地卖了，把祖上的钱拿出来，在沈阳城北头买了一块地，开始盖房子，建教室，拉来一批老师，自己也上讲台讲课。

那会儿他才三十多岁，穿得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点日本腔的普通话。

这人年轻时留过学，思想很新。

可冯庸不是一般的“开明青年”，他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儿子。

他父亲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

他和张学良，从小在大帅府一块长大，冬天一起溜冰，夏天骑马打猎，两人同年生，同年去日本读书，关系好得跟亲兄弟一样。

可后来，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了东北军的统帅，打中原大战，搞“东北易帜”，风头一时无两。

冯庸呢？他不想打仗。

他说：“这个时代，靠枪解决不了问题。

咱得靠脑子。”

所以他转身去办教育。

他常说一句话：“救国先救学。”当时东北人对教育的重视远不如南方，冯庸一口气把冯庸大学的课程分成三类：工程、文学、军事。

他不是只教学生读书，他教学生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当时他搞了个制度，凡是家境贫寒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包吃包住。

听说有个来自吉林农村的孩子，没钱坐车来学校，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沈阳一身冻疮。

冯庸一见，二话不说安排他住宿，让他先暖和下再说。

他说：“咱们办的是东北人的大学，不是阔人的书院。”

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日军占了沈阳，冯庸大学也没能保住。

日军进城那天，冯庸还在上课。

消息传来，他沉默了很久，说了句：“得，咱这课，也讲到头了。”

他没走远，先去了北平，又转到关内，到处呼吁重建东北教育。

可那时候政局混乱，谁还顾得上这些事。

他办学的那点理想，被战火一点点吞掉。

后来他去了台湾，生活变得低调，不再多谈往事。

张学良那阵子，也已经被软禁多年。

有一次接受采访，说起东北的往事，记者问他：“您有没有什么遗憾？”

他没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冯庸要是来管东北，肯定比我强。”

这句话，说轻了像玩笑，说重了像忏悔。

其实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冯庸在台湾住得不远，可两人始终没再见上一面。

或许是彼此都知道，见面太难受，不如不见。

冯庸不是没枪没炮，他是不要那一套。

他要的是骨气，是文化，是东北人的精神底子。

他说，打仗要勇气，但办教育要命。

他资助的《东北文化月刊》曾刊登不少反日文章，文章写得犀利，但语气克制。

他不骂人，他讲事实。

他说：“咱们要让人知道，东北不是没人懂事。”

后来，冯庸的那些学生，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在抗战中牺牲了。

他们中很多人，没留下名字，但在档案里还能找到他们当年的学号、考勤记录。

他们确实来过。

他们确实听过冯庸讲的那些课。

冯庸大学的老校址，现在已经没了。

当年那栋主楼，是一幢三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前面有棵大白杨，讲台上有盏老式油灯。

灯下，冯庸经常一边喝茶一边备课，门口贴着一张纸条：今日课程《工程制图实践》。

参考资料：
陆键东，《张学良口述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孙德明主编，《东北教育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李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文化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