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 “辟、侔、援、推”：墨家论辩中的伦理与实践智慧

墨家“辟、侔、援、推”四术共同构成了一套“实践导向、辩证兼容、伦理内嵌”的论辩体系。这套体系不追求西方形式逻辑的“绝对必然”，而是在具体语境中寻找“实践适配”的合理性；不割裂逻辑与价值，而是让逻辑推理服务于对“义”的伦理追求。

原文 ：《墨家“辟、侔、援、推”四术的实践智慧》

作者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杨程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史红继

图片 |网络

《墨经》绝学的抢救性与创新性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国家文化战略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墨家运用“辟、侔、援、推” 四术，以实现“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的目标（《墨子·小取》）。这四术不仅展现出中国古代逻辑的形式化萌芽，更凸显了“以用为纲”的实践理性特质，成为墨家“兼爱”“非攻”等政治主张的核心辩说工具。

“辟”：具象类比的直观论证，

以“他物明之”锚定实践语境

“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作为墨家最基础的论辩方法，“辟”的本质是通过具象事物类比抽象道理，以“他物”（即“也物”）的可知性消解“本理”的晦涩性，实现以浅喻深的论证效果。与西方逻辑中追求“形式相似性”的类比不同，墨家“辟”术的核心在于“实的关联”，其所举“他物”必须是论辩双方共知的实践经验，确保论证从“共许极成”的前提出发，避免脱离现实的抽象推演。

《墨子·兼爱上》论证“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时，便善用“辟”术：“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此处以“医攻疾需知病因”类比“圣人治世需知乱因”，二者的共性在于解决问题必先知其根源的实践逻辑。由于“医攻疾”是当时社会普遍认知的经验，这一类比无需额外论证便能获得认同，进而自然推导出“治世需知乱起于不相爱”的核心观点。这种论证方式既符合墨家“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的实践理性，又通过直观类比降低了论辩门槛，使抽象的政治主张获得现实经验的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对“辟”术的运用并非随意举例，而是强调“类之可推”的边界。若“他物”与“本理”非属同类，则不可滥用。如《墨经·经说下》批评“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荒谬，正是因为“木”与“夜”、“智”与“粟”分属不同范畴，无共同属性可类比，这也体现了“辟”术背后隐含的辩证思维：既利用类比的便捷性，又警惕类比的局限性，始终以“实”的关联性为判断标准。

“侔”：平行命题的推演，

以“比辞俱行”实现概念一致性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墨子·小取》）“侔”术的核心是基于命题间的结构相似性与概念一致性，进行平行推导，即若两个命题的主谓结构、概念外延一致，则可由一个命题的成立推导出另一个命题的成立。这种方法已具备形式逻辑中三段论的萌芽，但墨家并未将其抽象为纯粹的符号推演，而是始终与具体的名实关系绑定，强调“辞”的推演必须以“实”的对应为前提。

《墨子·小取》中给出典型例证：“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处“白马，马也”与“乘白马，乘马也”的命题结构完全平行，核心在于“白马”是“马”的种概念，“乘”这一动作同时适用于种概念与属概念，因此可通过“比辞”实现“俱行”。这种推演看似简单，实则蕴含对概念外延关系的精准把握。只有当“名”的从属关系明确（如“白马”属于“马”），且谓词（如“乘”“爱”）对种属概念均适用时，“侔”术才能成立。

墨家同样注意到“侔”术的局限性，在《墨子·小取》中明确指出“是而不然”的情况：“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此处“获之亲，人也”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看似矛盾，实则因“事人”在当时语境中特指“侍奉他人（非亲属）”，与“事其亲”的“侍奉亲属”属不同语义范畴，概念内涵的差异打破了命题的平行性，因此“侔”术不可滥用。这种对名实关系的辨析，体现了墨家逻辑的严谨性，也印证了其实践特质：命题推演始终受制于现实语境中的语义约定，而非形式化的规则预设。

“援”：引申反驳的会话逻辑，

以“子然我然”实现论辩共识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墨子·小取》）“援”术本质是论辩中的引申反驳法，即援引对方认可的观点或命题，作为己方论证的依据，通过“对方承认A，我方主张的B与A同类，因此对方也应承认B”的逻辑，迫使对方在共识基础上接受己方观点，避免论辩陷入无意义的对立。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借力打力，以对方的立论为支点，构建己方的论证，其关键在于找到双方观点的同类性，确保“援”的前提是对方真正认可的“共许”命题。

在《墨子·公输》中，墨子止楚攻宋的论辩便运用了“援”术：公输班自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随即指出“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此处墨子的核心策略是“援”公输班“义不杀人”的主张，进而指出“攻宋将杀众”与“不杀少”同属杀人范畴，且“杀众”更违背“义”，因此公输班“义不杀人”的主张与“造云梯攻宋”的行为矛盾，即通过援引对方的“义”的标准，反驳其行为的合理性，使公输班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援”术的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种“会话逻辑”，而非单向的说服。它不依赖外在权威，而是以对方的观点为起点，通过同类引申迫使对方反思自身主张的一致性。这种方法既符合墨家“辩，争彼也”（《墨经·经上》）的论辩本质，即通过对矛盾命题的辨析达成共识，又体现了伦理关切的特质：论辩的目的不仅是胜，更是通过共识的建立，让对方认识到“义”的真正内涵，从而放弃不义之举（如攻宋），实现“审治乱”的实践目标。

“推”：归谬设论的矛盾揭露，

以“同取同弃”彰显逻辑严谨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推”术是墨家最具批判性的论辩方法，本质是归谬法，即通过揭示对方“所取”（认可的观点）与“所不取”（不认可的观点）属于同类，对方却对其采取不同态度，从而暴露其主张的自相矛盾，迫使对方放弃错误观点。这种方法的核心是找矛盾，即发现对方在同类事物上的双重标准，以逻辑的一致性否定其论证的合理性。

《墨子·非攻上》论证“攻国为不义”时，便运用“推”术层层递进：“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此处墨子的逻辑是：对方“所取”的是“窃桃李、攘犬豕、杀不辜人皆为不义”（因其亏人自利），“所不取”的是“攻国为义”，但“攻国”同样是“亏人自利”，且亏人更多、不仁更甚，与前者属同类，即通过“推”术揭示对方对同类事物持不同评价的矛盾，从而得出“攻国实为不义”的结论。这种归谬并非单纯的逻辑游戏，而是紧扣“亏人自利”的实践标准，将“攻国”与日常可见的不义行为归为同类，使对方的双重标准无所遁形。

墨家“推”术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揭露矛盾，更通过“同取同弃”的逻辑要求，引导对方回归“义”的本质标准，实现“明是非”的论辩目标。这种方法既体现了对矛盾律的自觉运用（“不可同世而立”），又强调归谬的依据不是抽象的逻辑规则，而是现实利益的伦理判断，使逻辑批判与伦理批判实现了有机统一。

综上，墨家“辟、侔、援、推”四术虽各有侧重，但始终以“类”为逻辑核心，以“实”为论证根基，以“用”为最终目标，共同构成了一套“实践导向、辩证兼容、伦理内嵌”的论辩体系。这套体系不追求西方形式逻辑的“绝对必然”，而是在具体语境中寻找“实践适配”的合理性；不割裂逻辑与价值，而是让逻辑推理服务于对“义”的伦理追求。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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