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神秘的“505”首长：建国后职务超许世友，重病缠身早早离职

1955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当时四十五岁的上将唐亮站在授衔队列中，深色军装上佩戴着三枚朴素的勋章。这些荣誉是对他二十五年军旅生涯默默奉献的肯定。

唐亮原名唐昌贤，1910年6月13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县永和市火石岭的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童年充满艰辛。父亲为躲避地主逼债外出打工，第二年便因病去世。为筹钱安葬父亲，母亲不得不把年仅两岁的弟弟唐昌卖人。1926年秋，唐亮加入当地的“青年工人俱乐部”，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四年后，这位农家子弟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在同年入党，踏上了军旅之路。

1934年11月，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在桂北山区艰难行军。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委的唐亮患上疟疾，连续高烧无法行走，需要几名战士抬着他在山路上前进，后方三十里处还有紧追不舍的敌军。团领导左右为难：是带走全部武器装备，还是带走生病的政委？兄弟部队十一团的政委王平果断决定，把自己团里驮重机枪的马匹让给唐亮骑，同时让战士们把这挺重机枪埋进路边。这个决定在当时缺枪少弹的红军部队中极不寻常。

这件事后来传到中央手首长耳中，他感慨道：红军之所以能在艰难中不垮，靠的正是唐亮和王平这样同志间的深厚友谊。唐亮病愈后立即回到岗位，拖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坚持和战士们一同行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唐亮在战火中不断成长。1937年深秋，在山西平型关附近的村庄，担任115师教导大队政委的唐亮正在进行战前动员。他要求各连队不要照搬文件上的文字，要用战士们听得懂的语言向新兵解释为何要打这一仗。他常说：政治工作不能只念文件，要说到战士心坎里。

在他的要求下，各连队政工干部用谈心等接地气的工作方式，使战士们明白了抗日作战的意义。七年之后，已担任滨海军区政委兼中共滨海区委书记的唐亮，在莒县战斗中通过地下关系联系上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经过三个月的劝降工作，最终促成了这支三千多人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并加入八路军。这一壮大抗日力量的功绩，赢得了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赞扬。

解放战争时期，唐亮的政工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48年3月，华野司令部整夜灯火通明。参谋长陈士榘（代号504）站在作战地图前思考战术，唐亮（代号505）则在另一边与各纵队政委通电话。在华野内部，高级指挥员都有着代号，唐亮作为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代号为“505”。他和陈士渠这对被称为“陈唐”的搭档正在紧张筹备洛阳战役。

在“陈唐兵团”长期合作中，二人形成了明确的分工：陈士榘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唐亮则主抓政治工作。两人这种默契配合使“陈唐兵团”在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洛阳战役中，唐亮提出“三快一慢”的政治工作要求：战斗动员要快、政治跟进要快、经验总结要快，而处理俘虏则要慢审细查。这套方法之后被军委转发各野战军参考。

1947年2月，莱芜战役结束七天后，华野政治部驻地很是忙碌。各纵队送来的俘虏排成长龙，统计下来有四万九千多人。唐亮连夜召集政治部干部开会，要求在一周内完成对这些俘虏的整编。

随后他创造性地提出“即俘、即补、即战”的工作方针。让各纵队马上成立“解放团”，对新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开展十天的阶级教育。这个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需要有固定地点，各纵队以班排为单位组织解放战士们讨论。这些工作成效明显。到淮海战役时，华野部队中的“解放战士”比例已达总兵力的40%。

在指挥部队作战的同时，唐亮还承担着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1948年6月开封战役期间，他组织政工干部们收集城市接管经验，随后把这些一手资料经整理后，成为后来制定《新解放城市工作手册》的重要参考。

1949年4月，在渡江作战政治工作指示中，唐亮强调“要把严格的战场纪律转化为战士的自觉行动”。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市民推开门，看见十万解放军官兵整齐睡在马路两旁。

这一震撼的场景，正是源于陈毅牵头、曹漫之起草，唐亮作为政治部主任制定和推广的《入城守则》。他在讨论守则时坚持把“不入民宅”定为铁的纪律。有人担心露宿街头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唐亮反问道：睡马路得关节炎，和失去民心哪个更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唐亮继续为部队建设贡献着力量。1955年4月，南京军区成立大会在中山北路进行。唐亮出任军区政委，与时任司令员许世友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合作。在新成立的南京军区领导班子中，唐亮不仅担任政治委员，还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许世友为军区党委常委。 这两位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将领配合默契，被军区干部称为“许唐搭档”。

在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唐亮特别重视海防建设。1958年炮击金门前夕，他在厦门前线指挥部连续工作一个月，仔细检查各项战备情况。一次视察海岛防御工事时，他发现坑道排水系统存在问题，立即召集工程技术人员研究改进方案。

1962年东南沿海战备期间，他提出“军民联防三级预案”，把民兵组织纳入整体防御体系。这一做法后被总参谋部推广至全国沿海军区。

常年劳累使他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1963年冬，南京格外寒冷。在一次军区党委会议后，唐亮向中央提交了离职休养的报告。持续的胸闷气短已影响到了工作，医生劝告他必须要静养治疗。

唐亮的健康问题早有征兆。1958年他就出现过咳血，但还是坚持开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后才去医院。1961年体检时发现他的心脏病加重，这次提交离职报告时，他还特意注明是暂时离岗，随时听从调遣。

唐亮经过近十年的休养，病情有了稳定。中央在他的新工作安排时，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和历史贡献。1972年，解放军军政大学政委一职出缺，这个岗位相比大军区领导岗位，要轻松一些，工作更侧重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对需避免过度劳累，政工经验又丰富的唐亮而言，是很合适的安排。

1972年初春，位于北京红山口的解放军军政大学迎来新政委。此时站在讲台上的唐亮虽显清瘦，目光却还是那么坚定。他对学员们说的第一句话：我这个人没有多少学问，就是懂得按原则办事。1977年唐亮转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政委。

到1980年，年届七十的唐亮感到自己难以适应新时期部队建设的快节奏和高要求。加上疾病缠身，他本着“不占位、不挡路”的想法，主动选择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0年后，唐亮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他专心在北京西山住处整理回忆资料，但拒绝为自己写传记。他常说：个人在整个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有限，不要过分宣传。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