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黄炎培与卢作孚之死

黄方毅先生是黄炎培的儿子，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弟弟，1946年生，上海人，无党派人士，美国杜克大学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我的父亲黄炎培与卢作孚(1893-1952)从百年前的1914年开始交往, 相差15岁的他俩后来成为被卢家人称作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黄长年中对卢推崇备至。1952年2月卢作孚自杀,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的黄炎培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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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先生1893年生于四川合川县贫困农民家庭, 卢之父在合川长年卖麻布，被称作“卢麻布”，家境艰难却勉力支持儿子读书。卢作孚自小长于数学，小学优异成绩毕业，十五岁来到成都，自学数学同时又辅导学生以谋生。18岁卢参加保路运动，1911年卢参加辛亥革命，次年被任命为夔关监督，但卢放弃。

1914年秋， 二十岁出头的卢踏上蜀通轮，只身闯荡上海(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第38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在沪时，卢晚间常去商务印书馆阅读至很晚, 引起书馆员工黄警顽等注意，报告黄炎培。当时黄刚辞去民国后就任的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仍任张謇为首的江苏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 黄晚间来找卢, 得知卢来自四川贫困农村，志向远大, 一心报国，拟推荐卢去书馆就职以解决其生计。但卢谢绝了，而仍在沪读书、思考、考察、交友, 黄炎培介绍他去参观学校和社会组织，卢获益匪浅，从黄等的教育和社会事业中获得启迪, 从此与黄开始了几十年心心相通的友谊。1915年秋卢回到了四川，着手事业。

1920年川军首领杨森雄起，提出新政，任命卢为川南永宁道教育科长，卢欲施展宏图，两年后却随杨倒台而下台。1924年杨森东山再起，拟再任命卢为省教育厅长，但从上次的失败中卢体会到在中国只宜做小事，因而学黄炎培自辞江苏省教育厅长，拒任直隶省教育厅长，又两次拒任中央政府教育总长，卢也同样不肯做官，谢绝出任川省教育厅长，在成都办起通俗教育馆，像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一样，向传统教育发起挑战。这是他人生所做改革社会的三大现代集团生活之第一个试验。

中华职业教育社原址今貌

（此楼于2002年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5年，卢约集十多位朋友，凑足3万5千元购买了第一艘船，这是他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二个试验，开始了民生公司的漫长征程。十一年之后抗战爆发前夕1936年，民生船只已达四十七艘，基本控制长江中上游的航运，外国船运被迫退出。

卢的人品才华渐获川内川外好评，继通俗教育馆、民生船运之后，在各方支持下，1927年卢开辟他人生的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北碚乡村建设。当时卢家乡合川所在嘉陵江三峡地区盗匪出没，危害四方，卢被川军首领刘湘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打黑除匪，整治北碚。为与匪患斗争，卢第一步从动员民众入手，训练士兵，训练学生，训练村民，将除匪与提高民众素养结合起来。初见成效后，卢即开始第二步即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支持下，疏浚河流，修路筑道，建设北川铁路、发展乡村电话；第三步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发展产业, 陆续开办工厂，包括印染、煤炭、种植等产业。第四步，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教育，创办中学，附设小学，创立民众教育办事处，普及识字，普及现代知识，推广公共秩序教育；第五步，振兴社会文化事业，发动学生维持市场秩序，创办医院，开展防疫，创办报刊, 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动物园等。小小的北碚，一时变得红红火火，远近知名，名传四海。后来抗战，重庆被定为陪都，内地先后有二百多个机关、团体、学校西迁到北碚，北碚人口激增至十万，先后被冠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央农业实验区”、“扶持自耕农实验区”等，参观取经人络绎不绝，被称作“小陪都”，以至“陪都之陪都”。黄炎培总结道：“北碚的成功在教养卫兼施”(黄炎培著《蜀道》,开明书店1938年出版,第120页)。

民国年间的北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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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初有成就的卢率团出川考察, 又一次来到上海，受到黄炎培接待，参观中华职业教育社，参观职教社在沪郊徐公桥和安亭建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又来到黄家乡浦东，参观黄领导建设的上川铁路和上南铁路。黄陪同卢，一路下来，一次次长谈，理念相同，事业相近，可谓同仁加同志。

1936年初，卢作孚率领其团队，亲临沪上，迎黄炎培赴川考察。元月底，黄在卢陪同下登上民生公司民贵轮，黄后来在结朿此次入川考察后所著的《蜀道》(开明书店1938年出版，第4-6页)记载，从登船起感到眼前一亮，在船上发现多处服务乘客的布告, 备有免费救急药品、娱乐器具、图书报刊等, 还代乘客发信件电报，转船时提供向导，代约接客等。黄感到浓浓的当客人是“客”，是“人”的以人为本的民生风格。从中悟出民生公司脱颖而出之道。在船上，黄用了两天时间校阅<夷氛闻记>一书，此书系1848年由无名氏所写，由黄主办的上海人文图书馆从辛亥元老赵凤昌手中借来后手抄，关于道光年间防英军入侵，粤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在民间办团练，设社学，辅以公所，平时务农，战时为兵, 对此黄称之为“教养卫合一”( 同上第8页)， 与后来入川所见卢作孚之治理北碚，竞如此相似。

在船上两天读下来，黄炎培“竟发见了这本书更伟大的价值”(同上第9页)。价值何在？在其所依靠的正是社会组织。卢作孚治理北碚靠此，黄炎培几十年教育救国也靠此, 搞江苏省教育会、搞中华职教社，到1931年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所做所为，无一不是依托社会组织。黄到川后一路看下来，从卢的民生到北碚，很为卢治理有方而欣悦。黄写道：“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同上第114页)。对卢作孚亲手创建的北碚，黄炎培喜爱有加，甚至流连忘返，他真爱北碚，真爱嘉陵江，真爱四川，写道：“游侣大家回去了。我真爱这温泉公园，独留数帆楼再是一天。临别留题七绝句”(同上第122页)。在北碚，应卢作孚之请，黄题字写下“民生公司北碚办事处”，挂在北碚。

看到卢事业欣欣向荣，黄炎培欣喜之余，不免担忧。卢向黄求字，黄写了幅对联：上联“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下联“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同上，第119页)。作为年长15岁的友人，黄提示卢要注重理念传承，注重制度建设，以免身后“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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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撤，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恩施，从恩施到宜昌，从宜昌到重庆，仰仗着卢的民生船运。日军沿江西上，在湖北，在宜宾，几十万政府人员和国军伤兵，设备器具聚集，待运入川。卢作孚坐镇指挥，民生船队拚死抢救，演出了一场壮烈的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挫败了日军的西进计划，成功地保住四川，保住陪都，当时国人闻之而泣。

抗战开始，黄炎培离沪西去，由武汉而长沙，继而入川，将中华职教社也迁川，开始了八年在川生活。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长年不肯做官的黄炎培出任国民参政员，又出任参政会提案组主席，同时接受蒋中正之邀，出任蒋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全国募债融资，期间与卢作孚的接触不少。1941年黄炎培发起由职教派(黄炎培等)、乡村教育派(梁漱溟等)、救国会派(沈钧儒等)、第三党(章伯钧等)、国社党(张君劢等)、青年党(左舜生等)等三党三派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首任主席，成为国共之外最大的第三方政党组织。同年夏在渝，已丧妻近二年的黄通过百多封情书的“信恋”，迎娶了他自己之前未曾谋面的我母亲姚维钧(黄方毅《灵无珰百札：黄炎培与姚维钧情书家信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卢作孚应黄邀参加了黄与姚的婚礼。之后，卢作孚先生长子卢国维娶陈训方为妻，卢作孚请来黄炎培为证婚人。在渝期间，应卢作孚请求，黄以自己和姚维钧两人名义认购民生股份共计490股，黄并成为民生公司董事，在民生上下都获尊重。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黄偕其他五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做周期率谈话，返渝发表《延安归来》，一个多月后又迎来毛泽东重庆之行。1945年末黄联手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胡厥文等组建民主建国会，期间黄与卢作孚频繁接触， 商讨民建事宜。在川八年，黄炎培与卢作孚接触甚密，有时甚至一周要见上两三次。

1946年初政协开会，黄受匪特抄家，母亲怀我受惊，不久即返回上海，早产生下我。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1948年秋，黄炎培上了反动派黑名单。1949年初黄夫妇逃离上海，3月25日辗转来北京，下午赶到西郊，迎接来自西柏坡的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晚上聚宴。次日晚黄夫妇作为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与毛泽东、周恩来长谈至深夜。毛泽东郑重地对黄介绍新中国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请黄作为民族工商业领袖，领军新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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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卢作孚成为国共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找到从沪来港的黄炎培，请黄代中共向卢致意，要拜访卢做工作。次日黄致信卢，转达中共美意(《卢作孚年谱长编》第1127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十天后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提名卢为政府交通部长，卢作孚拒绝出任。同年5月阎锡山筹组新一届行政院，又拉当时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做交通部长，再次为卢所拒，且为避免纠缠，卢提前离穗。至1950年6月，卢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营救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其间不断有人劝其离开大陆，赴台或赴美，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特赴港劝卢，卢未为所动(同上第1148页)。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卢的另一老友张澜(新中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一一向卢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同上第1140页)。当时卢未北上系为民生业务所累，许多民生船只尚在海外，尤其是为获得加拿大银行贷款，一些民生船只已被抵押出去。为船只安全计，暂只能“中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至1950年卢将民生公司在海外的18艘轮船，一一摆脱束缚，驶回上海、广州，殊为不易。

在周恩来动员下，1950年6月10日卢从港抵京，6月11日即拜访黄炎培(《黄炎培日记》1950年6月11日)。之后卢作为特邀代表，6月14日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但为尚在海外未归的民生轮船安全计，卢希望不要公开报导其来京并出席政协会议事宜。同时卢作孚提出，希望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当时民生公司经营困难，卢希望政府作为公股加入，资助民生，度过难关。卢的请求获政府赞同，为此与交通部洽谈五次。1950年8月10日，时任部长的章伯钧代表交通部，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签署公私合营协议书，政府派出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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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私合营后，具体矛盾来了。曾任长江航运局局长、武汉市委书记的刘惠农文革后回忆讲道：“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度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周永林等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页)。

1950年9月3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由西南财委领导郝炬(何郝炬)负责民生公司，10月增补郝炬为民生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开始时，以郝为首的公股代表与卢作孚为首的资方代表合作还算顺利，卢对郝优礼有加，但一段时间后，郝与卢在公司业务尤其人事问题上冲突起来。郝提出撤换公司高层的几位骨干，使卢颇感为难，一直未予表态同意。3月10日在压力下，公司对郑璧成、陶建中撤职停薪。郑、陶等人都是民生元老，甚至是卢的合川同乡，从创建通俗教育馆起就追随卢作孚几十年，现却被驱出民生。不久，公股代表换为张祥麟。

1951年11月24日中财委发出对民生公司实行民主改革的通知，通知称：“···但由于该公司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加以公股代表人数太少，以至形成该公司每月仍入不敷出，而目前负债已达七百五十亿元，到年底将达一千亿元，而该公司卢作孚经理等则根据其(一)政府需要此企业；(二)政府反正不能使工人工资不开销；以及(三)借款始能纳税等的分析，企图把包袱加到政府身上来，···为了掌握这一企业，必须帮助其改善企业管理，彻底进行民主改革······”(中国社科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券》,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855-856页)，制定了向民生公司派出干部等六项措施，决定“对卢作孚采取帮助态度，在改革工作中和他研究取得一致意见，推动由他出面，进行改革工作。”(同上)。根据中财委的方案，1951年12月西南财委制定了更加细化的民生公司民主改革方案。

在三反运动开展前夕的1951年11月，卢作孚被召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提出已给他在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京，请他出任中央政府交通部负责人。显然这是为调他离开民生而做出的重要安排，如卢能接受，无疑将摆脱沉重的公司业务压力，也避开三反运动，但这偏不是卢作孚的性格，不是卢做事之道。当时，卢对此项安排虽表示同意，但提出仍需再回渝做些安排(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刘惠农回忆，卢当时“婉谢了中央请他留京，在中央交通部任领导职务的安排而返回重庆”(刘惠农《难忘的历程》，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8页)。

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卢作孚年谱长编》，第1228页)，公开批评民生公司，矛头直逼卢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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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下，卢作孚开始回首自己一生，检讨自己，但作为在“实业救国”理念感召下创办民生之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昧着良心，给自己抹黑。1952年2月6日，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作“五反”运动个人反省报告，对自己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和活动做了系统的回顾，但他仍坚守着底线：“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是小资产阶级，读小学时对数学特别有兴趣······”( 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

在压力下，民生公司上层某些人开始拉开与卢作孚的距离，甚至明显划清与卢的界限。据卢作孚后人回忆，此时公司里竟挂出“欢迎某某某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横幅，欲取卢而代之。此人是卢长年培养的副手，后来又提升其为民生唯一的副总。在民生大会上，另一位民生上层同僚李邦典发言称：“群众意见说你卢作孚有贪污”，甚至说：“从前认为公司离开你就搞不好，现在离开你公司一样可以搞好”(民生公司：《关于卢作孚自杀的报告》，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藏)。这些话像尖刀刺在卢心上，几十年来卢先生排除艰难，努力创办民生，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救国，为的是民族复兴，为的是国家富强，而决不是个人发财致富，这是与卢有过交往的人的共识。卢作孚本人可谓俭朴成性，作为民生公司创始人和总经理，起初每月仅领取30元的薪水，他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物质追求和享受，国民党元老张群评价道：“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卢晓蓉《我的祖父卢作孚》，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第56页)。文革之后的1983年，梁漱溟著文评论卢作孚道：“大约在民国七八年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在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致。······我常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梁漱溟“怀念卢作孚先生”，《粱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卷第525-527页)，1987年粱又著文评论卢作孚：“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周永林、凌耀伦主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而这样一个舍已为公的无私者，却颠倒黑白，被污瀎成“贪污”，岂非咄咄怪事。

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运员大会，民生公司公股首席代表兼民生公司党委书记张祥麟做动员报告。卢作孚之子卢国纶对此会的经过有详细记述：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卢国纶“卢作孚之死” <南方周末>2005.4.21)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令人心酸的给夫人的遗言：“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同上)

卢作孚先生后人又披露卢自杀前的“电报门”事件。“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 (同上) 卢作孚死后，此负责人成了民生公司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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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是在卢自杀一周后即2月15日，获老友周孝怀信才知卢死。周孝怀(周善培)是老前辈，黄炎培和卢作孚的老友。黄在日记中记下：“得上海周孝怀信悉卢作孚病故，其殇日还不知，但知其猝然的。” (《黄炎培日记》，1952年2月15日)。从2月中旬这条开始至3月18日寄《卢作孚哀词》至民生公司，前后三十一天的黄炎培日记中记有卢死相关事的共达二十天，每日不过记下五六条(桩)事情的黄日记，有关卢死内容的条目先后约三十条，明显反映黄与卢感情之深, 对卢死反应之强烈，极为重视。

对卢死黄首先感到惊讶，因而先需了解卢死真象。于是在次日，2月16日黄炎培“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来，问知作孚于八日下午八时回家睡下，家人见他安睡，十时危急不治，似是服安眠药致命。有两点可疑：(1)民铎轮六日沉于唐家沱，第二条又沉，就是八日的事，显是有人故意破坏。(2)作孚有一随身亲信秘书关怀，于八日之晨和作孚闹翻而去，原因不详。” (《黄炎培日记》，1952年2月16日，下同）同日，黄登门拜访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张表方)，但看来作为卢老友的张之前也对卢死未有所闻。之后的两周，黄一直与张澜、周考怀、何迺仁、水利部参事卢老友何北衡以及邓季惺等人频频往来，保持联系，交流卢死的相关信息。

对卢之死，黄炎培做的第二件事是及时向中共通告。黄收周孝怀信知卢死的第二天2月16日，借民建会议场合，将周的信面交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黄炎培日记记载：“午后二时，民建假全国委员会请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指示新方针(有记录)，将周孝怀关于作孚之信交维汉”(同上)。

黄炎培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征得张澜、周孝怀等卢老友同意下，推荐其老友，时任水利部参事、民生董事的何北衡，参与政府处理卢之后事。2月18日黄在日记中记下“······与何北衡(水利部参事)电话民生事。再讯周孝怀问派北衡去料理合适否。讯表方附去孝怀第二函，提两点：(一)海外五轮速归。(二)政府派一人料理，何北衡为助如何？”

在此之后政务院一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交通部负责人发言，批判卢作孚，在场的黄炎培听后怒不可遏，当场写纸条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请求为卢说话。周恩来立刻回条：黄老，卢的事我来说。于是周恩来发言，首先提议全场起立，为这位为民族航运和抗日战争建有奇功的卢致哀。之后周讲话二十余分钟，为卢作孚评功摆好。周讲毕，黄炎培起身发言，重点提到抗战初年，国民政府西撤，内地工厂企业也西迁，全仰仗卢的民生船运，多少万人员军队、多少吨设备器具抢运入川，演出了一场壮烈的中国“敦克尔克大撤退”。周恩来、黄炎培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

2月底，张澜致信周恩来，“为卢作孚表白”。同时张将此信抄件寄给了黄(《黄炎培日记》，1952年2月28日)。

当时由于黄炎培、张澜的强烈反应和坚决挺卢的态度，卢终于有幸在那个年代未被冠上“对抗运动，畏罪自杀”的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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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 已基本搞清卢死因的黄炎培挥泪为老友写下长长的悼词。

《卢作孚哀词》

“烏呼作孚！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辛辛苦苦了卅年，长江几千里，内河几十道，平时载客载货，战时运械运兵。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终得黑暗中眼见光明，眼见全大陆解放，眼见大中华的复兴，还运最后的奇谋。七大艨艟，完璧归赵，而不居功，而不求名。烏乎作孚！君其安眠吧！君实为此大事而生。作孚！作孚！我是君卅年之老友。我以爱君敬君之故，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于北碚，于泸州，于少城。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所识拔所训练之人。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烏乎作孚！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君其安眠吧！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殁三十六日 ”(黄方毅编《黄炎培诗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第9-11页)。

当时这首词未公开发表，也无法发表。黄先给张澜、周孝怀等友人传阅，之后于3月18日寄给民生公司。据悉在北京的上层中，川藉人士当为不少，其中不乏卢作孚的故交新朋。然而当时写出公开文字对卢之死发出愤懑与不平的，只有黄炎培一人(赵晓玲《卢作孚的选择》，广东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第6页)。这首词写得哀声浓烈，情深义重，因而时隔六十余年后，在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编集的《黄炎培诗集》中，我毫不犹豫将此篇哀词记入前言之中。

哀词道：“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为一大事而生，”黄在此所说之“大事”是指何？乃为卢作孚的事业，卢作孚的信念。黄之词作出回答：“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卢作孚昨日为此而生，今日为此而死！

哀词道“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奇艰大诽”又是什么？黄未明说，但他已知悉一二，因而乃有“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作全词收尾。同时，词后日期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殁三十六日”之前，注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年”，不乏寻味。

1952年3月3日，黄炎培写信给周恩来，对“三反”运动提出意见(《黄炎培日记》，1952年3月3日)。

1952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民盟主席张澜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一章《卢作孚生平研究》，第44页)。

卢作孚生前的1950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纺织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范旭东，中国化学工业发展不会这样快；没有卢作孚，长江上下游船舶不会这样多。”(《黄炎培日记》1950年5月20日)。

卢身亡一年后，1953年夏毛泽东又对黄炎培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 (《黄炎培日记》1953年8月12日)

当然，当时黄对卢之死已有他的理解，他的认知，他的判断，这从他对卢哀词多少可见端倪。挚友之死不能不说是对黄的提醒，对黄的提示，从中黄或已领悟些许。

卢作孚走了，已完成对老友生前承诺的黄炎培此时可以结朿与民生的关系，1952年3月18日黄致信民生公司，辞去之前担任的董事职，并将他和姚维钧所持有的民生股份一并捐公(《黄炎培日记》1953年8月12日)。更有甚者，同年3月底，黄又一并辞去了他在商务印书馆，在1921年专为修建上海浦东至上海的上川铁路的上川公司等在内共计五家公司所兼任的董事职，并将其在这些公司的股份或捐公，或转让，全部予以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