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雍正办的最荒唐的一案：主犯一个没砍，从犯全给砍了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傍晚，西安街头有一场看似平常的拦轿递书，竟牵出一桩震动朝野的奇案。那自称“张倬”的湖南书生，在川陕总督岳钟琪轿前递上“天吏元帅”书信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递，就让半个中国的读书人都卷入文字罗网之中了。

被朝中满族亲贵盯着的雍正破格重用的汉臣岳钟琪，突然收到劝他效仿先祖岳飞“抗金”的策反信，后背直感发凉。他立刻把张熙带回署中审问，这书生嘴硬，使用大刑也不吐露实情，直至第二天岳钟琪摆上香案赌咒发誓假意共谋大业，张熙才流着泪说出真相，原来他是受湖南秀才曾静以及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影响的曾静师徒异想天开去策动封疆大吏造反的一个人。

消息传至紫禁城，雍正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按平常情况曾静这类“大逆不道”之人，凌迟处死都属轻罚，但雍正并未如此行事。他一方面夸赞岳钟琪“忠心赤胆”，一方面对主犯曾静极为宽容。刑部侍郎杭奕禄进行一番“攻心战”之后，曾静竟然哭着撰写了《归仁录》，将雍正夸赞成勤政爱民的圣主。更为奇怪的是，雍正把曾静的供词和自己的辩白合编为《大义觉迷录》，还让曾静到江浙各地巡讲“悔过心得”。

和策反案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人遭遇了严重的不幸，吕留良离世四十年后还被剖棺戮尸，其子孙门生有的被斩首有的被流放；严鸿逵这些刊刻吕氏著作的学者被判定为“从犯”并被判处斩监候；给吕留良说情的浙江书生齐周华也被终身禁锢，如此“主犯游街示众，从犯锉骨扬灰”的判决方式，使得朝野上下都为之惊愕。

雍正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其曾跟宠臣笑着言碰到这种“怪物”得有一番特别的处置。“出奇料理”四字点出关键，曾静供状里所列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即为民间传的雍正篡位谣言，雍正正好借此逐条辩解，将一场谋反案弄成个人形象的公关战。而吕留良的华夷之辨思想乃是能动摇满清统治根基的厉害东西，必定得被彻底铲除

雍正心思缜密能够察觉，他赦免曾静，既彰显君王的气度又保全岳钟琪的誓言信誉，严惩吕留良学派还震慑天下读书人，但是这般精明算计之中总带有几分荒唐之态，恰似后来乾隆朝档案里某位老臣嘟囔的“皇上把骂街泼皮请上堂说书，把著书先生扔进乱葬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雍正刚刚驾崩两个月，乾隆就急切地进行翻案，曾静、张熙被处以凌迟之刑，《大义觉迷录》全部被封禁。新皇帝以行动为老爹依靠辩论来治理国家的那“出奇料理”定下了基调，认为这究竟是帝王心术的败笔

倒觉得，雍正所办的这个案子虽属荒唐，却成为了一块试金石，照出了满清皇帝对于汉族士大夫的那复杂心态，既借着文字狱来树立威望又害怕寒了人心，一边说着“满汉一家”一边将“华夷之辨”当作猛兽，这种矛盾到百年之后沈家本修律废除戮尸酷刑的时候，还在大清律例的褶皱之中隐隐作痛

如今翻找旧物时，所看到的不只是帝王的心机，还有权力与思想交锋时那始终理不清的乱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