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却在建国后只当了个小处长

1952年春天，上海市委大院的调职名单张贴出来了。新来的办事员凑过去查看了三遍，方才在劳动工资处栏目中寻得叫黎玉的处长的那个名字。年轻人小声嘀咕这个名字怎么与山东老区传说的“黎主席”完全相同，旁边有知道情况的老人赶忙猛拉他的衣袖，称就是本人

这一反差，谁能不心中一紧？而黎玉自己却颇为淡定，每日依旧夹着公文包去核对全市工资标准，他办公室抽屉底层压着的1939年《大众日报》头版标题为“山东省主席黎玉号召军民增产节约”，彼时他管理着拥有3500万人口的根据地，手下武装超过30万。

1936年山东的党组织如同散架的马车一般瘫痪了，黎玉从河北磁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前往济南，车链子断了三回。在济南郊外的玉米地，他召集所剩下的七个党员重建省委，有一个后来常被提及的细节是夜里开会用麻秆照明，黎玉的眉毛被火苗燎去半截。这个从山西崞县农家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那时或许没有想到五年后这里能够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的壮大如同滚雪球一般，徂徕山起义时仅有几百条枪，黎玉却敢于使用“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番号来虚张声势，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此处一个班能够招编成一个连、一个连能够带出一个团，最为绝妙的是在半夜于炮楼下演唱《流亡三部曲》来策反伪军，使得守军开小差投诚，到1940年光是往延安运送了13万两黄金，毛泽东夸赞时特意加上一句黎玉同志有办法

1947 年土改纠偏的时候，“有办法”的人被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饶漱石在华东局扩大会上批评他“对地主存有温情”，黎玉没有进行辩解，后来有人称他私下跟妻子说山东富农子弟参军比例最高却全被打成对立面前线没人打仗，当时这话没有人敢记进会议纪要，他在建国之后却受到冷落

倒是存在一个对比，聂荣臻开展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是在1955年成为元帅，黎玉的旧部许世友、王建安也被授予上将，并非是他功劳不够，其所指挥的战役是客观存在的，1938年粉碎日军对八路军的围攻，1942年抵御住五万日军的“铁壁合围”，冈村宁次还曾在日记里写道黎玉部化整为零，如同棉裹铁一般。

1948年于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黎玉本应参与会议却被取消资格，之后才知道是有人打小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这番话传到临沂老乡那里，老乡跺脚责骂道，若没有黎主席的“独立王国”，自己们早被鬼子的刺刀挑了

建国之后的黎玉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在上海负责劳动工资的时候，他亲自前往工厂去计算工时，将纱厂女工的最低工资提升到能够购买三斗米的程度。有一次下属把报表的小数点点错了，他连夜带着人员重新核算两百张表格，天亮了还笑着说道在山东筹备军粮的时候差一升米都得掉脑袋，现在可不能马虎。这番话听上去像是自责，又像是自嘲。

晚年整理党史的时候他流露过心迹，1982年住院，趴在病床上撰写《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建设》，写到自己被降职处分那一部分的时候，突然停笔跟秘书说个人得失轻得如同羽毛一般，只要历史认可山东根据地的红旗飘扬过就可以了

黎玉的处境，不也是某种时代的缩影？打天下的时候需要开拓的猛将，治天下的时候却需要守成的循吏，他那“滚雪球”的本事在建设年代反倒成了“山头主义”的证据。他山西人的倔劲未改，去世前三年才最终获得平反，组织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表示要把山东根据地牺牲将士的名录补进党史

记得在济南英雄山纪念馆，存有张黎玉1943年身着补丁棉袄的照片，解说词称其亲手创建起供养百万大军的根据地，离世时存款不足千元；旁边还摆放着1952年上海处长黎玉月薪122.5元的工资单，两个静静放置着的数字，好似相互质问，又仿佛相互印证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真正的历史功过并不在职务的高低上体现，当年沂蒙山老乡们所唱的“黎主席挑粮过山梁”那曲调渗入到群山的褶皱之中，比任何官职都更为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