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教授街头捡漏，3块钱，换回一件禁止出境的国宝

1952 年的北京街头，刚从战乱中喘过气的城市还带着点 “旧物流转” 的烟火气。那会儿新中国成立才三年，不少前清官僚、北洋军阀的后人日子紧巴，家里的老物件拿出来摆地摊换米面，成了常见景象。就在这乱糟糟的地摊堆里，一位戴眼镜、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正慢悠悠溜达，他就是北大考古系教授史树青 —— 搁现在说，这可是 “鉴宝圈顶流”，但当时他也就是个爱逛地摊的 “老玩家”。

谁也没想到，这天史教授兜里揣着刚发的 3 块钱零花钱，随手从一个妇女的地摊上拿起幅卷着的字画，一展开差点没把眼镜惊掉：这画看着不起眼，桑皮纸都泛黄发脆，可上面印的 “大元内府图书之印” 鲜红依旧，画中人物头戴七褶狐帽，身穿白皮袍，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纸张，竟是传说中踪迹难寻的成吉思汗真迹！

要聊这事儿，得先说说 “考古捡漏” 这行当。很多人以为捡漏是瞎猫碰死耗子，其实全是硬功夫打底。这行跟赌石有点像，但比赌石更考眼力 —— 得懂历史、辨材质、认款识，还得摸透旧物流转的门道。民国到建国初期是捡漏的 “黄金时代”，战乱让不少国宝流落到民间，有的藏在破木箱里，有的混在旧书堆里，能不能慧眼识珠，全看肚子里的 “墨水” 够不够。

史树青就是这行的 “天花板”，他打小在琉璃厂长大，十几岁就跟着古董商摸爬滚打，字画、青铜器、竹简啥的，扫一眼就能辨真假，用他徒弟的话说：“史先生看文物，比看自家孩子还熟。”

史树青的履历更是 “硬核”：1922 年生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1949 年后一边在北大教考古，一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帮忙征集流散文物。他这辈子捡过的漏能凑个小型博物馆：两毛钱买过丘逢甲的真迹，三年困难时期用俩馒头换过汉晋竹简，可 1952 年这次，绝对是最传奇的一次。

那天摆摊的妇女叫崔月荣，说起身份来头不小 —— 她是北洋时期四川督军陈宦的儿媳。陈宦当年可是个大人物，1912 年奉命去蒙古谈判，对方为表诚意，送了他一批珍贵礼品，其中就有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可陈宦 1936 年一去世，家里的宝贝就没人当回事了，这幅画被扔在杂物间，落了十几年灰。到 1952 年，崔月荣实在揭不开锅，才想起把这 “没用的旧画” 拿出来换钱，压根不知道这玩意儿能值天价。

更有意思的是，这幅画能存在世上，本身就是个 “秘密”。要知道，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压根不让人画像。这位草原上的征服者觉得，画像会 “摄走灵魂”，所以终其一生，没留下任何官方画像。直到他去世后，孙子忽必烈登基建立元朝，思念祖父却连个念想都没有，这才偷偷下旨，让宫廷画师和礼霍孙结合见过成吉思汗的老臣描述，照着他的真实长相绘制了这幅画像，专门挂在太庙里供奉祭祖。这事儿在《元史》里只提了一句，谁也没想到，这幅 “偷偷画的” 祖宗像，居然能流传几百年。

史树青展开画的那一刻，凭着几十年的鉴宝直觉就知道不一般。他先摸了摸纸张 —— 是元代特有的桑皮纸，质地粗糙却坚韧，这是后世仿不出来的；再看印玺，“大元内府图书之印” 的篆文规整有力，印泥是宫廷专用的朱砂，年代感十足；最关键的是人物服饰，七褶狐帽、玉扣腰带、皮袍毛边，跟《元史・舆服志》里记载的蒙古帝王服饰一模一样，连褶皱的走向都对得上。史树青强压着心跳，问崔月荣这画卖多少钱，对方想了想，说 3 块钱 —— 那会儿 3 块钱能买 10 斤大米，崔月荣觉得这已经是 “好价钱” 了，史树青赶紧掏出兜里仅有的 3 块钱，生怕对方反悔，揣着画就往家跑。

回到家，史树青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画研究了好几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请来了启功、张珩、谢辰生这几位学界 “大佬”—— 启功懂字画，张珩精鉴赏，谢辰生通文物法规，三位大师凑到一起，拿着放大镜对着画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一致拍板：这绝对是元代宫廷真迹，是目前已知最早、最可靠的成吉思汗画像！要知道，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成吉思汗的长相全靠想象，台北故宫那幅明代临摹本软乎乎的，少了草原帝王的硬朗劲儿，跟这幅真迹一比，简直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1953 年，史树青做出了一个让人敬佩的决定：把这幅国宝无偿捐给国家。他说：“这画不是我个人的，是国家的、民族的，放在博物馆里，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就这样，这幅尺寸只有 58.3 厘米 ×40.4 厘米的小画，成了国家博物馆编号 1101 的珍贵藏品，一下子填补了历史空白 —— 不仅是成吉思汗形象的空白，更是元代宫廷绘画、蒙古服饰研究的空白。

往后几十年，这幅画彻底 “火了”。教科书里的成吉思汗画像，是它；纪录片里那位 “目光如炬” 的草原征服者，是它；展览时，法国、日本、美国的学者围着照片啧啧称奇，说 “中国居然藏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国内每次办元代文物展，它都是压轴展品，玻璃柜前永远挤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这位统一蒙古草原、横扫欧亚大陆的帝王，真实模样到底长啥样。

史树青先生 2007 年去世，享年 85 岁。他这辈子征集了无数流散文物，把毕生所学都用在了保护国宝上。而那幅 3 块钱买来的成吉思汗真迹，至今还安安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每天都有游客专门跑去看它。有人算过，要是按现在的市场价，这幅画价值连城，但对史树青来说，它的价值从来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 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更是一位考古学家 “以眼力护国宝” 的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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