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寒风吹拂着监狱外孤零零的几棵白杨树,枯黄的树叶簌簌落下。蒋军——或者更准确地说,曾勇军——站在监狱大门前,眯着眼看向五年未见的天空。他身穿一件单薄的外套,手里捏着刚刚领回的私人物品:一个破旧钱包、一块早已停走的手表,还有那张名为“蒋军”的假身份证。
“终于自由了。”他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灌入肺中。五年了,他在新疆巴州监狱服完了因诈骗罪被判处的五年刑期,今天正是他刑满释放的日子。两名狱警将他送到火车站,按照规定,他们要亲眼看着他买票上车。然而就在曾勇军刚走下警车,准备踏上火车站台阶的那一刻,三四名身着便衣的男子突然围了上来。
“曾勇军,我们找了你15年。”其中一人亮出警官证,声音平静却不容置疑。曾勇军的手微微一颤,拎着的塑料袋险些掉落。已经十五年没人叫他这个名字了。他嘴角抽搐了一下,没有反抗,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认罪伏法。”
这一幕发生在2017年的新疆,而对曾勇军的追捕,则要追溯到十五年前的湖南郴州。2002年底,湖南郴州宜章县在短短20天内接连发生了三起抢劫案和一起人质绑架案。案件影响恶劣,当地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通过作案时间、手法等综合分析,警方判断这些案件是同一伙人所为。进一步侦查后,警方锁定了一个七人犯罪团伙,每次作案以四人为一伙,随机结伙。
然而警方在抓捕过程中发现,每一次结伙作案都有曾勇军的身影,作案前的组织、策划以及实施,他几乎全部参与。他是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当警方全力搜捕曾勇军时,他却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2003年11月,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涉案的几人分别被判刑,唯独曾勇军缺席了审判。
十五年来,专案组民警换了好几拨,派出所所长也换了三任,但对曾勇军的追捕从未停止。警方曾多次走访曾勇军老家,得知他是个孝子,本以为他会回家探望父母,但十几年过去,一无所获。曾勇军的父亲总是告诉警方,儿子杳无音讯,连封书信都不曾寄来。
转机出现在2017年。曾勇军的家人因为小儿子酗酒打父母的问题得到警方的帮助和教育,戒酒成功后,老两口对警方充满感激,终于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曾勇军曾在2008、2009年期间带女朋友和孩子回来过一次,但没透露自己在哪生活,之后便再无联系。他们还提供了一张曾勇军女友抱着小孩的照片。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追踪到曾勇军的女友小丽户籍在新疆轮台县。宜章警方立即赶赴新疆,却发现小丽早已与曾勇军分手。小丽告诉警方,曾勇军身上有很多恶习,比如赌博,而且一直对她隐瞒真实姓名,最终她选择分手。
线索似乎就此中断。然而,协助办案的轮台警方在看到曾勇军照片后,觉得十分眼熟。轮台警方想起曾办过的一起诈骗案,案犯“蒋军”与曾勇军长相高度相似。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蒋军”因诈骗罪被判五年徒刑,正在巴州监狱服刑,即将刑满释放。
令人意外的是,公安数据库中确实有“蒋军”的身份信息,而且也是湖南人,不像是假身份。为了确认真相,警方再次找到小丽,她肯定地表示照片中的曾勇军和“蒋军”是同一个人。巴州监狱也证实了这一点:曾勇军冒用了他人身份。
原来,曾勇军2012年因涉嫌诈骗被抓时,不敢表露真实身份,便谎报自己叫“蒋军”。巧合的是,数据库中确实有个叫蒋军的湖南人,而且长相与曾勇军相似。警方误将曾勇军当成了蒋军,使他成功冒用了他人的身份。
在服刑期间,曾勇军表现良好,甚至获得了八个月的减刑。然而就在出狱前一天,法院却撤销了对他的减刑。原来,真正的蒋军并未服刑,一直在家,得知自己被判刑后,立即向法院和监狱反馈,这才揭穿了曾勇军冒用身份的事实。曾勇军被宜章警方带回湖南的路上,异常平静。十五年的逃亡生涯,早已消磨了他的锐气。他向警方如实交代了当年的犯罪事实和逃亡经历。
2002年案件发生后,惊恐万分的曾勇军只想着远走高飞。他从湖南逃到新疆轮台县,找了一份汽车修理工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女友小丽,并有了孩子。但即使与最亲近的人相处,他也不敢透露真实身份,小丽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光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勇军染上了赌博恶习,输光积蓄后走上偷窃的道路。一次偷窃落网后,他谎称自己叫“蒋军”,没想到警方信以为真,使他意外获得了“合法身份”。
在押解回湖南的途中,警方安排曾勇军与年迈的父母相见。十五年光阴,父母的头发已然花白。曾勇军抓着父母的手,失声痛哭,连声道歉。他幡然醒悟:如果当年没有逃亡,而是主动服法,或许早已刑满释放,能够在父母身边尽孝。
曾勇军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安徽蚌埠,一名男子刚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还来不及与前来“接风”的同伴叙旧,就被等候多时的刑警抓获,送往另一座监狱。原来,该男子在其他地方也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数据显示,重新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型犯罪上。这些重新犯罪的人员大多为青壮年,文化程度低,缺乏一技之长,出狱后难以找到稳定工作。
曾勇军就是典型代表。他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出狱后又缺乏必要的社会帮扶,加上社会歧视,最终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1年,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就对296名再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提起公诉。这些人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反侦查意识和更熟练的犯罪手段,社会危害性更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司法机关逐步建立了“必接必送”制度。例如重庆市长康监狱会联合当地司法局,驱车近900公里将刑满释放人员安全送达并完成闭环交接。释放前,民警还会为刑满释放人员更换新衣,开展最后一次谈心谈话,缓解其回归社会的焦虑情绪。
类似的安置帮教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广东潮南区司法局会与监狱部门密切配合,将刑满释放人员接回户籍地,办理安置帮教手续,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真正预防重新犯罪,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应当以更包容的心态接纳已经洗心革面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帮助其掌握一技之长,重新树立生活信心。
站在郴州监狱门前,曾勇军——这次不再以假身份示人——内心五味杂陈。他想起父母花白的头发,想起自己从未尽过的孝道,也想起那些本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如果当初没有选择逃亡,如果当初真诚悔过,人生会不会不一样?”曾勇军想着,却知道人生没有如果。
监狱大门缓缓关闭,曾勇军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一次,他决心真正改过自新,不为别人,只为那个还有可能重新开始的未来。毕竟,对于曾勇军而言,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身体的解脱,而在于心灵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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