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魏晋之变》LONGTALK茅台学术小酒馆新书分享会

本周六，知喜书局特邀北京大学李亮老师，携新作《魏晋之变》空降LONGTALK茅台学术小酒馆！

一场关于“魏晋士族与宴饮文化”的历史之旅，即将启程。

李亮老师将带你领略：

▸先秦的宴饮与政治

▸汉魏宴饮中的劝酒之舞

▸魏晋士族的精神追求

▸中国的酒文化与市民情节

中国的“宴饮”与“酒文化”，兴起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变革于魏晋，并由士族知识分子将其推向了历史舞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名士贤达皆以“酒”为媒介，将“诗赋书画”与“歌舞宴饮”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自然”与“名教”，“入世”与“出世”的无缝衔接，从而引领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潮流。让我们跟随古人的情趣，去领悟“华灯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客赋既醉言归，主人称露未晞”的奇妙世界吧！……

时间：2025年11月29日(周六)19:00至21:00

地点：南锣鼓巷雨儿胡同15号1层

现场特备茅台特调，品一杯风雅，听一段风云。

这个周末，让我们举杯听史，共话魏晋。

新书试读

本文摘选自《魏晋之变：门阀政治与中古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塑》，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文风与乐风：世族精神生活的靡丽与奇幻

由于玄学和佛教的双重影响，魏晋南北朝的大族在文化生活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气，主要表现在文学、音乐、书画和棋艺等方面。

文学

首先是文学的兴盛，形成了从士族到庶民人人谈文论诗的盛况。对此，南梁的文学评论家钟嵘在《诗品上·序》中有过形象的描述：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不仅南土，北方也不甘寂寞，在政局稳定后，也呈现出一派文学兴盛的景象。《隋书·李谔传》记北周大臣李谔说：

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更尚文词，忽（视）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世俗以此相高（攀比），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途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可见，在汉朝末年，由于名教的衰落和清谈之风的兴起，文学创作逐渐成为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光大者就是曹魏的三代君主。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士人只要有点感觉，都想舞文弄墨一番。于是，在建安七子和魏氏之祖的刺激下，文学之士呈几何级数增长，多如过江之鲫，可用斗载。与此相适，文学评论专著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些多如牛毛的文学家及作品虽大多如昙花一现，难以品嚼，但其中不乏千古流传的经典。文学类如建安七子、曹氏父子、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宣城等人的文学作品；文学评论著作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然而，在这种繁华盛况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文学逐渐偏离了雅俗共赏的功能，演变成大族消遣解闷的把戏，失去了实用、艺术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沦落为与种花和养鸟一样的把戏了，即《通典·选举六》中杜佑所评价的“体非典雅，词尚绮丽”。

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当时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轻薄浮华的气息，且注重咬文嚼字，往往从细微末节处着眼，使文学失去了精神内涵，而变成有骨无肉的文字堆砌。对此，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做出了精辟的描述。

《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章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所谓“中朝”指魏晋，“江左”指东晋。在刘勰看来，当时时局动荡，环境险恶，士人为了逃避现实，大谈玄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必谈老子，辞赋大多是对庄子思想的阐述。可见，文学与时代具有紧密的联系。

谈老庄本无可厚非，因为文学创作不能脱离时代。但是，此种文风一旦过了头，就会产生负面作用。颜之推在《颜世家训·文章》篇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

而这种“重辞藻而轻义理”的文风一旦形成，就会快速扩散，产生人人争相模仿的后果。《通典·选举四》引裴子野语说：

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心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彩，而斯岂近之乎？

《隋书·李谔传》中也有相同的论述，李谔说：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可见，在裴子野和李谔眼里，这种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文风，就是一种繁文缛节。而这种靡丽精雕的文章，恐怕只有生活无忧的世族子弟才能做的出来。

音乐

其次，与文学一样，魏晋南北朝的音乐同样沦为了大族闲暇时的一种把戏。如果单从乐理来看，与先秦和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的音乐并没有什么质的飞跃。如从表现形式上看，反而有一种无病呻吟，哀哀怨怨的低落之感，这种乐风也是从大族那里诞生的，反映了大族群体精神世界的空洞与无助。

当时的大族酷爱音乐，从他们喜欢的时尚乐器中即可窥知。《晋书·嵇康传》记载了一则故事：

（嵇康）尝游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

可见，嵇康是酷爱弹琴的，因此假托古人为师，给自己传授“绝伦”的琴曲。

《晋书·谢鲲传》记载：“（谢鲲）少知名……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谢鲲之所以能得到大族的青睐，就是因为他善于弹琴。可见，鼓琴是大族之间交往的必备活动之一。

除了将鼓琴当成业余爱好，有些大族还成为操琴世家。《宋书·戴颙传》记载：

（戴颙）父善琴书，颙并传之。……颙及兄（戴）勃并受琴于父，父殁，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

鼓琴既然成为士人交往的一种常备项目，因而很多名士将其当作日常活动之一，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从而成为鼓琴名家。

《南齐书·柳世隆传》记柳世隆：“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在朝不干世务，惟垂帘鼓琴。”《南齐书·王仲雄传》记载：“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可见，当时的士人对鼓琴已经痴迷到了无法自拔的境界了。

《梁书·柳恽传》记载：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晋陵王闻而引之，……尝（常）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

柳恽的父亲即柳世隆，受父亲的影响，柳恽也成为鼓琴名家，从而受到晋陵王萧子良的垂青，成为王爷家的常客。可见当时士人对鼓琴的钟爱。

除了乐器中的头牌琴，琵琶也是当时的流行乐器之一。《宋书·范晔传》记载范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发，善弹琵琶，能为新声。”可见，范晔虽长相一般，但善于弹奏琵琶，而且还能创作新的琵琶曲，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知名音乐家。

《南齐书·褚渊传》记载：“（褚）渊涉猎谈议，善弹琵琶，世祖在东宫，赐渊金镂柄银柱琵琶。”看来，不仅大臣善弹琵琶，就连南齐皇帝萧赜也酷爱琵琶，是褚渊的粉丝。

另一种流行乐器是筝。《宋书·何承天传》记载何承天“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看来，何承天不仅是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位音乐家，可谓多才多艺，因而受到刘宋皇帝的礼遇。

可见，当时爱好弹琴的士人，如嵇康、谢安、范晔、柳世隆柳恽父子、戴颙戴勃兄弟、褚渊、王仲雄、郑述祖之流，无一不出自大族。

总之，靡丽的文风与奇幻的乐风构成了当时世族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有的是余暇从事文学和音乐事业。此风是好，是坏？暂留给后世评论吧！

制作：凌小凡

初审：张瑾

复审：罗明钢

终审：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