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毕业于黄埔军校，首任丈夫是36位军事家之一，第三任丈夫是元帅

在那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年代，她却用一场深夜出逃，撕开了旧制度的桎梏。更令人惊叹的是，她还考上了黄埔军校，她就是民国的“奇女子”黄杰。

不光自己优秀，黄杰的伴侣也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者，第3任丈夫更是赫赫有名的徐向前元帅。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元帅夫人”的经历有多传奇吧。

黄杰的童年算不上顺遂。2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母亲独自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族里的大伯黄仲甫是当地民团头目，手握几分权势，脑子里却满是封建旧思想。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婚姻往往成了家族联姻的筹码，黄杰也没能逃过这样的命运。

1924年，刚满15岁的黄杰，就被大伯一句话定了终身：要嫁给镇上富豪家的儿子。可这户人家的小子，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这门亲事我不答应！”黄杰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母亲哭红了眼。在村里的小学堂读过几年书的她，早就听说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甘心一辈子被封建婚姻捆住手脚。母亲抹着泪劝她：“丫头，大伯也是为你好，咱家这条件，能攀上个有钱人家不容易啊……”

可黄杰的心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夜深人静时，她悄悄收拾了几件旧衣裳，趁着月色就溜出了家门。一路向南的路不好走，她踩着沾满露水的绣花鞋，饿了就啃口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凭着一股蛮劲，硬生生走到了武昌。

初到武昌的黄杰，兜里的钱很快就见了底。为了糊口，她在杂货铺帮人算账，在纱厂给人缝补衣裳，晚上就挤在工友的通铺里。每当夜深人静，她总望着窗外的月亮发呆：这城里的月光，能照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吗？命运的转机，在1926年的秋天悄然降临。

那天，黄杰正在街头给人擦皮鞋，无意间听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议论：黄埔军校要在武汉开分校，而且还招女学生！

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她的生活。她攥紧手里的擦鞋布，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招生处，看着门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鲜红标语，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考场上，考官让写一篇短文谈谈对革命的理解。黄杰想起家乡地主收租时的凶神恶煞，想起军阀混战中逃难的乡亲，提笔写下自己的肺腑之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透着执拗的清醒，她明白，革命不是自然演变，而是要靠人主动抗争，才能改变受苦受难的命运。

几天后，她收到了录取通知，被分到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和后来大名鼎鼎的赵一曼成了同窗。黄埔军校的日子，比黄杰想象中苦得多。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操，正步走得脚底板起泡，实弹射击时枪托震得肩膀发麻。同宿舍的赵一曼总笑着说：“黄杰，你这股狠劲，真不像个姑娘家。”黄杰揉着酸痛的胳膊回应：“革命哪分男女？敌人的子弹可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绕道走。”

课余时间，她最爱听恽代英、萧楚女等教官讲马克思主义，那些“人人平等”“劳动者解放”的道理，像种子一样在她心里扎了根。

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军校，校园里人心惶惶。有人收拾行李偷偷跑了，有人对着党旗哭红了眼。年仅18岁的黄杰，却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找到党组织负责人坚定地说：“我要入党。”

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她举起右手宣誓，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从此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革命事业。

入党后不久，组织派黄杰前往鄂西的松滋县担任县委书记。她化名为“桂青”前往，临走前，领导递给了她一个联络用的荷包，交代她：“鄂西是你的老家，这是你的优势，好好干。”

黄杰拎着一只藤箱就上了路。到了松滋，她穿着粗布衣裳，跟着农民下地干活，晚上就在祠堂里教大家认字，讲革命道理。乡亲们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朴实能干的“桂青同志”，愿意跟着她干革命。

1928年，黄杰带领几百名手持锄头、扁担的农民，发动了九岭岗起义。虽然起义最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看着乡亲们眼里燃起的反抗火苗，黄杰觉得一切都值。

起义失败后，她回江陵老家隐蔽，没想到当年被她拒绝的富豪家怀恨在心，偷偷告了密。一群士兵闯进家门时，黄杰正在给母亲梳头。被押走的路上，她看见大伯站在街角，眼神躲闪，不敢与她对视。

在牢里关了好几个月，黄杰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母亲跪着求遍了乡邻，几十家店铺老板联名作保，她才得以脱身。这次经历让她更加明白，革命之路从来都是荆棘丛生，但她没有丝毫退缩。

辗转来到上海后，黄杰成了周总理手下的交通员，专门负责传递绝密情报。这份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跳舞，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她认识了曾中生，这个戴着眼镜、说话温和的男人，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委，讲起军事战略来头头是道。为了掩护身份，两人常在咖啡馆接头，假装情侣传递情报。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朝夕相处的默契，让两颗心慢慢靠近。

1930年7月，两人结婚，没有鲜花，也没有什么盛大的婚礼，虽然仪式简单，可他们却对彼此充满了深情。

新婚不久，曾中生就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临走前夜，他把一本书送给黄杰：“等我回来，教你沙盘推演。”黄杰塞给他一双连夜纳的布鞋：“战场上刀枪无眼，保命要紧，别逞强。”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33年“五一”节，化名赵映华的黄杰在上海不幸被捕，关进了英租界提蓝桥女监。狱友偷偷告诉她，曾中生因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被打成了“右派首领”。黄杰攥着那本书，手指抠得书皮都破了，却始终坚信曾中生是清白的。

危难时刻，宋庆龄女士挺身而出，请来著名大律师为她们辩护，原本被判5年徒刑的黄杰，最终以“系无知幼女”为由减刑2年半。

可2年多铁窗生涯，黄杰还是受尽了折磨，老虎凳掰断了她的肋骨，但她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1935年出狱后，她辗转到香港才与组织取得联系，这时才确切得知曾中生已经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的噩耗，那个在沙盘前侃侃而谈的军事家，牺牲时年仅35岁。

黄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好几天，最后走出房门时，眼睛红肿却眼神坚定：“他没干完的事，我替他干。”

几年之后，在新四军的一次会议上，黄杰遇到了郑徳。这个曾经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放弃了优厚的待遇，选择投身革命。

他聊起空战经历时眉飞色舞，讲到百姓受难时又红了眼眶，那份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穷苦人的同情，慢慢暖化了黄杰冰封的心。两人很快结了婚，婚后不久，郑德被派去新疆学习飞行，驾驶苏联援助的新飞机。

临走时，郑德摸着黄杰微微隆起的肚子，满眼憧憬地说：“等我学成回来，带着你和孩子上天看看，咱们的江山有多辽阔。”可这份美好的承诺，最终没能实现。

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叛变，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全部逮捕，郑德也在其中。几个月后，黄杰收到了郑德托人带来的绝笔信，信上没有缠绵的情话，只有一句沉甸甸的嘱托：“勤于革命事业勿懈！则我虽死犹生矣！”

抱着刚出生的儿子，黄杰泪如雨下。她知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带着年幼的孩子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忍痛之下，她把孩子送回郑德的老家，交给亲戚抚养，自己转身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黄杰就把所有的思念和悲痛都化作了工作的动力。组织上让她担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照顾几百个革命后代。

这些孩子的爹妈大多在前线打仗，有的甚至已经牺牲，黄杰就成了他们共同的“黄妈妈”。她常常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被子，白天带着保育员纺线织布，解决孩子们的穿衣吃饭问题。

有同志不解：“你一个上过黄埔军校、打过仗的老革命，怎么甘心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黄杰笑着回应：“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希望，把他们照顾好，就是为革命做贡献。”

宋庆龄女士得知保育院的情况后，特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来衣物和食品，每次都是邓颖超大姐亲自送来。

黄杰把这些捐赠品一一登记，公平分配给每个孩子，自己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段日子，“黄妈妈”的称呼，成了她心中最温暖的慰藉。

1945年的一个傍晚，老战友张琴秋拉着黄杰去见一个人：“给你介绍下，这是徐向前同志。”眼前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笑容憨厚，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

徐向前早就听说过黄杰的经历，感慨地说：“不容易啊，女同志在革命路上走这么远，比我们男同志更难。”

徐向前的第一任妻子在广州起义后失散，多年来孤身一人；黄杰则经历了两次丧夫之痛，饱经沧桑。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格外投缘，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相互扶持，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6年，两人结为伉俪，婚礼依旧简单朴素。徐向前送给黄杰一支钢笔：“你爱写东西，以后多记录点我们的故事。”黄杰回赠他一双亲手纳的布鞋：“你总在战场上奔波，脚底下得舒服。”

从那以后，无论是转战山西，还是进驻北京，黄杰始终陪伴在徐向前身边。徐向前是赫赫有名的元帅，脚上却总穿着黄杰做的布鞋；黄杰则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工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们的婚姻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着历经风雨后的相濡以沫，这一走，就是40多年。

晚年的黄杰，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1984年，她为郝穴镇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1986年，亲笔为《郝穴镇志》题词；1996年和2006年，又分别为母校郝穴小学的90周年100周年校庆发来祝贺。

2007年6月18日，98岁的黄杰在北京逝世，按照她的遗愿，家人将一半骨灰运回郝穴，撒入长江，让她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