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赫塔·米勒的文字

一、《低地》（短篇小说集）

1. 烂梨子

它们躺在那里，像被遗忘的绿色月亮。地窖的霉味裹着它们，比粗麻布更贴身。我蹲在台阶上数，一共十七颗。上个月收的时候，表皮光滑得能照见我冻红的鼻尖，现在每颗都爬着斑点，像撒了把碎煤渣。

最靠边的那颗最先烂透，白色的绒毛从果皮上的斑点里长出，像初雪覆盖罪证。我用手指碰了碰，绒毛软得像婴儿的胎发，指尖却沾了粘腻的褐色汁液，蹭在裤腿上，留下一块洗不掉的印子，像陈年的血渍。【注释】以烂梨的腐败细节隐喻极权下被玷污的生命痕迹，无法轻易抹去。

母亲说别碰它们，烂东西会传染。可我总忍不住掀开地窖的木板，看它们如何一天天塌陷。有的从芯子里黑起，像被灌了墨；有的表皮先皱缩，把果肉里的水分都挤成细小的水珠，挂在凹陷处，像在哭。【注释】通过烂梨的不同腐败形态，对应极权下人们各异的异化过程。

“梨子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腐烂，就像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疯。”父亲蹲在我身边，手里的烟斗灭了也没察觉。他的指节比梨子的皮更粗糙，上面的裂口和梨皮的褶皱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手哪是果。

地窖的台阶向下延伸，像通往地狱的咽喉。每走一步，寒气就往骨头缝里钻，不是冬天的冷，是那种捂了几十年的、带着土腥味的冷，能把人的声音都冻得发僵。我问父亲，地狱里也有烂梨子吗？他没回答，只是把我的手塞进他的棉袄口袋，那里的温度比地窖高不了多少。

有天早上，我发现最好的那颗梨子也开始烂了。它曾是最大最圆的一个，我特意把它放在最上面，垫了片干净的白菜叶。可它的表皮还是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比针眼大不了多少，却像一颗钉子，钉住了所有的好。【注释】“最好的梨子先烂”隐喻极权体制下，优秀敏感的灵魂往往最先被摧毁。

我把它捧在手里，感觉它在轻轻发抖。贴近耳朵听，能听到里面有小气泡破裂的声音，像微型的地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腐烂不是从外面开始的，是从里面，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先有了裂缝，才有了霉菌。

“词语也开始腐烂了。”当我想告诉母亲这个发现时，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我说“烂”，想到的是梨子；我说“坏”，想到的是村口被没收财产的那家；我说“臭”，想到的是公社食堂里馊掉的玉米粥。每个词都沾着东西，沾着气味，沾着那些说不出口的事。【注释】揭示极权对语言的污染——词语失去本真含义，被现实的苦难所裹挟。

地窖的寒冷不是没有温度，而是一种有牙齿的实体。它啃着梨子的皮，也啃着人的骨头。我看见父亲的背越来越驼，像被寒气压弯的树枝；母亲的头发比梨皮上的绒毛更白，一梳就掉一把，落在地上，和墙角的霉斑混在一起。

最后，所有的梨子都烂透了。果肉变成棕色，像淤血的组织，一捏就化在手里。我们把它们倒进后院的粪堆，父亲用铁锹拍实，说这样能当肥料。可我总觉得它们没消失，那些腐烂的汁水渗进土里，会顺着草根爬回我们的菜地，爬进我们的锅里，爬进我们的骨头缝里。

地窖的墙空了，可那些梨子留下的阴影还在。它们贴在墙上，像一张张模糊的脸，在黑暗里看着我。后来我每次走进地窖，都觉得有十七颗月亮在盯着我，它们不亮，却能照见我心里的霉斑，照见那些我不敢说出口的话。【注释】以“阴影”象征苦难记忆的永恒性，即便物质载体消失，精神印记仍存。

2. 我的一家

清晨的雾把村子裹成一团湿抹布，父亲的咳嗽声从牛棚传来，比鸡叫还早。他总说牛比人金贵，牛能耕地，能产奶，人只会吃饭。可他给牛拌料的时候，会偷偷往槽里多撒一把麸子，给自己盛粥的时候，却把碗底的米粒都刮给我。

母亲的手永远在动，补衣服，纳鞋底，搓草绳，好像一停下来就会被风刮走。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棉絮，像沾了一层霜。我问她为什么不歇会儿，她说“手停了，心就慌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慌的不是手闲，是怕被人说“懒”，怕被拉去开批斗会。【注释】以母亲的劳碌暗示极权下人们的生存焦虑——通过不停劳作证明自身“价值”，避免政治风险。

姐姐比我大五岁，总爱躲在柴房里看书。那些书的封皮都被撕掉了，纸页发黄发脆，像晒干的树叶。她教我认“自由”两个字，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词。可她说话的时候，眼睛要先瞟一眼柴房门缝，声音压得像蚊子叫。有天晚上，公社的人来搜书，姐姐把书塞进灶膛，火光照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的眼泪像火星一样掉下来。

爷爷的腿在战争里丢了一条，他总坐在门槛上，用拐杖敲打着地面，一遍遍地说“土地不会骗人”。他种的土豆比别人家的都大，可交公粮的时候，公社的人总说不够，要再搜。他们翻遍了地窖的每个角落，连爷爷的拐杖都要敲敲，看里面是不是藏了土豆。爷爷不说话，只是盯着他们的脚，那些穿胶鞋的脚，踩在他种过的土地上，踩碎了他掉在地上的烟丝。

我们家的烟囱总是比别人家的冒烟晚。母亲说要等邻居家的烟浓了再点火，免得被人说“浪费柴火”。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细细的，像一根线，很快就被雾吹散。我站在院子里看，觉得那烟像我们家的日子，轻轻的，怕被风刮断，怕被人看见。

有年冬天特别冷，河里结了厚冰，牛棚的顶塌了一块。父亲用茅草和泥巴修补，冻得手指肿得像胡萝卜。姐姐把自己的棉袄拆了，给牛做了个垫子。母亲哭着骂她，她却说“牛比我们抗冻，可牛不能没人疼”。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炕上，牛在外面哞了一声，父亲说“它在谢我们”，然后就哭了。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他的眼泪落在炕席上，洇（yīn）湿了一小片，像地里的水洼。

二、《狐狸那时已是猎人》（长篇小说）

阿迪娜的书桌上摆着一个玻璃罐，里面装着晒干的狐尾草。阳光照进来，草叶的影子落在书页上，像一只蜷着的狐狸。她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挂在卧室墙上的狐皮，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数狐尾的毛有没有变少。

“狐狸的尾巴是它的骄傲，没了尾巴，它就成了丧家犬。”克拉拉坐在阿迪娜的床边，手里把玩着一枚铜制的纽扣，那是秘密警察扬送给她的。纽扣上刻着一朵五角星，磨得发亮。阿迪娜没说话，只是盯着狐皮尾巴尖，那里又少了一截，露出粉色的皮肉，像在流血。【注释】以狐尾的减少象征威胁的逐步逼近，狐皮成为极权监控的具象化符号。

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有的被送去乡下插队，有的被招进工厂，有的再也没来过。阿迪娜教的是德语，这在罗马尼亚是“危险的语言”。校长找她谈过话，让她多教“革命口号”，少教“资产阶级文字”。她表面答应着，转身就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海涅的诗，声音压得很低，像在说悄悄话。有个学生问她“什么是故乡”，她想了想说“故乡是你能放心说自己语言的地方”，说完就赶紧低下头，假装擦黑板。

扬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像裹着一层铁皮。他第一次来阿迪娜家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听说你喜欢看书”。阿迪娜知道他不是来借书的，他的眼睛像探照灯，扫过书架上的每一本书，扫过墙上的狐皮，扫过她藏在桌下的德语词典。她给扬倒了杯开水，杯子在他手里转了两圈，他说“有人举报你和反动音乐家来往”，声音像冰块撞在玻璃上。

克拉拉和扬的爱情像一场赌博。她知道扬的工作是监视自己的朋友，可她还是忍不住靠近他。她说“扬的眼睛里有光”，阿迪娜说“那是鬼火，会烧死人的”。有天晚上，克拉拉哭着跑到阿迪娜家，说扬抄了那些音乐家的家，把他们的乐器都砸了。阿迪娜没安慰她，只是把狐皮取下来，抖掉上面的灰尘，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人”。【注释】“狐狸”喻指普通人，“猎人”代指极权监控力量，揭示个体在强权面前的无力感。

那些年轻的音乐家总在晚上聚在城郊的破庙里，他们的乐器是偷偷藏起来的，小提琴的琴弦用细铁丝代替，手风琴少了一个风箱。他们演奏的时候，要派两个人放哨，一有动静就把乐器埋进土里。阿迪娜去过一次，月光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比星星还亮。一个小提琴手说“音乐是不会被禁止的”，他的琴声像流水，从破庙的窗缝里流出去，漫过寂静的街道。

狐皮尾巴越来越短，阿迪娜的梦越来越沉。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狐狸，在雪地里跑，后面有猎人追。她的尾巴被猎人的子弹打断，血染红了雪地，可她还是要跑，因为她知道，停下来就会被剥皮。醒来的时候，她的枕头湿了一片，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墙上的狐皮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只正在奔跑的狐狸。

扬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说“阿迪娜，跟我走一趟”。克拉拉跟在后面，哭着说“是我错了，你们抓我吧”。扬没理她，只是盯着阿迪娜。阿迪娜把德语词典塞进怀里，取下墙上的狐皮，披在肩上。她说“狐狸死的时候，也要带着自己的尾巴”。她走出家门的时候，阳光正好，狐皮上的毛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团跳动的火。【注释】阿迪娜带狐皮赴险的举动，是对自身尊严的坚守——即便面临迫害，也要保留象征自我的“尾巴”。

城郊的破庙空了，那些音乐家不见了踪影。阿迪娜被关在拘留所里，每天都要写检讨。她在检讨里写满了海涅的诗句，看守骂她“反动”，她笑着说“这是革命口号”。有天早上，她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根狐尾草，和她书桌上玻璃罐里的一样。她知道是克拉拉送来的，是那些音乐家还活着的信号。她把狐尾草夹在检讨里，笔尖划过纸页，像在写一封寄给自由的信。

三、《呼吸秋千》（长篇小说）

收拾行装的时候，母亲把一块麦得草饼塞进我的怀里，饼硬得像石头，她却说“饿了就啃一口，能顶饱”。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布满了血丝，像晒干的红枣。父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的旧外套，没说话，只是把外套的扣子一个个扣好，扣到最上面一颗，像要把我裹起来。【注释】麦得草饼的“硬”与母亲的叮嘱形成对比，凸显离别时刻的沉重与生存的艰难。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全是汗味和霉味，像钻进了发霉的谷仓。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靠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我旁边坐着一个老人，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姑娘，他说那是他的女儿。火车经过一条河的时候，他把照片举起来，对着窗外，说“这是多瑙河，我女儿就在河对岸”。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走了照片，照片像一片叶子，飘进了河里，很快就不见了。老人没哭，只是盯着河面，直到火车转过弯，再也看不见那条河。

劳动营的围墙很高，上面拉着铁丝网，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都网在里面。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排队去干活，脚下的路全是泥，踩上去陷到脚踝。监工拿着鞭子，谁走得慢就抽谁。我看见一个男人摔倒了，鞭子抽在他背上，留下一道血痕，他爬起来继续走，嘴里念叨着“快了，快了”，我不知道他说的“快了”是指什么，是活干完了，还是死期到了。【注释】“快了”的模糊性，体现极权压迫下人们对未来的迷茫——既盼劳作结束，又对生存失去清晰期待。

工地上全是水泥和石灰，空气里的粉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我的手被石灰烧得脱皮，露出里面的红肉，一碰就疼。晚上回到营房，我们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互相挑出手里的刺。有人说“水泥是冷的，人心是热的”，可我觉得我的心也快变成水泥了，硬邦邦的，没有温度。有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袋水泥，被倒进搅拌机里，和沙子石子混在一起，变成了围墙的一部分，我能看见外面的天空，却摸不到。

伊尔玛·普费佛是营里的女护士，她的白大褂总是沾着血和药水的味道。她给我包扎手的时候，说“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她的眼睛很亮，像星星。有一次，监工要打一个生病的孩子，伊尔玛扑上去拦住他，说“他还小”。监工的鞭子抽在她背上，她没躲，只是把孩子护在怀里。那天晚上，伊尔玛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了那个孩子，她说“孩子是未来，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注释】伊尔玛的举动是黑暗中的微光，以个体的善良对抗极权的残暴，坚守人性的底线。

冬天来了，营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每天只能喝到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很多人都病倒了，咳嗽声从营房的每个角落传来，像一群乌鸦在叫。我也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伊尔玛来看我，把一块热土豆放在我的手里，土豆的温度从手心传到心里，我一下子就哭了。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土豆，香得让人想把舌头都吞下去。伊尔玛说“这是我攒下来的，你要好好吃，好好活着”。我点点头，把土豆分成了好几口，慢慢吃，怕一下子吃完，就再也没有了。

“木头和棉花是两种东西，可在这里，它们都能烧火。”一个老木匠对我说。他每天都在营里做棺材，那些棺材很小，只能勉强装下一个人。他说“我做棺材的时候，会在里面刻上一个小太阳，让他们带着光走”。我看见他的手很巧，刻出来的太阳圆圆的，有光芒。有一天，他自己也病倒了，他让我帮他把最后一口棺材刻完，他说“这是给我自己的”。我刻完太阳的时候，他已经没气了，眼睛睁着，看着我刻的太阳，好像在笑。

春天来的时候，河开了，冰化成水，顺着河床流走。有天早上，我们发现监工不见了，营门开着。有人说“战争结束了”，我们都不敢相信，愣了很久，才有人跑出去。我跑在最前面，脚下的泥还是湿的，可我觉得很轻，像要飞起来。我看见河边的柳树发了芽，绿得像翡翠。我想起母亲塞给我的麦得草饼，想起父亲扣扣子的手，想起伊尔玛的眼睛，想起老木匠刻的太阳。我对着河面大喊，声音顺着河水流出去，很远很远。【注释】以春天的意象象征希望的降临，呼应前文的苦难，凸显生命在绝境中的韧性。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很多人在寻找亲人。有的找到了，抱着哭；有的没找到，坐在路边发呆。我回到村子的时候，发现家里的房子塌了一半，母亲坐在门槛上，头发全白了。她看见我的时候，愣了半天，才喊出我的名字，然后就晕了过去。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很轻，像一片羽毛。父亲从地里回来，手里拿着一把锄头，看见我，锄头掉在地上，他走过来，抱住我和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火堆旁，母亲给我做了一碗面条，面条很软，很香，我吃了一口，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暖。

四、《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中篇小说集）

1.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温迪施一家的门总是关着的，不是怕小偷，是怕邻居的眼睛。那些眼睛像探照灯，白天晚上都亮着，盯着他们家的一举一动。他们在等移民许可，等了三年，许可还没下来，邻居们却走了一家又一家。

阿玛莉是温迪施家的女儿，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羽毛一样黑，眼睛像井水一样深。她每天都要去公社办公室打听许可的事，办公室的办事员是个胖子，脸上总是挂着油光。他看见阿玛莉就笑，说“许可嘛，好办，就看你懂不懂事”。阿玛莉知道他的意思，可她假装不懂，转身就走。回家的路上，她看见一只野鸡从麦田里飞出来，飞得很低，很快就被一个猎人打下来。猎人提着野鸡的脖子，笑着说“这东西，看着野，其实很好抓”。阿玛莉停下脚步，盯着野鸡的眼睛，那里没有光，像两颗灰石子。【注释】以野鸡的命运隐喻阿玛莉的处境——在强权面前，看似自由的个体实则脆弱易控。

父亲每天都坐在院子里劈柴，柴劈得很细，码得很整齐。他说“劈柴的时候，心里就不慌了”。可他的手总在抖，斧头差点砍到自己的脚。母亲每天都在缝衣服，缝的是阿玛莉的嫁妆，她说“不管走不走，嫁妆都要备好”。她缝衣服的时候，针总扎到手，血滴在布上，像一朵小红花。

有天晚上，阿玛莉没有回家。母亲坐在门口哭，父亲拿着斧头在村子里找，喊着阿玛莉的名字，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第二天早上，阿玛莉回来了，她的衣服很脏，头发乱了，眼睛红肿。她没说话，只是把一张盖着公章的许可放在桌子上。父亲拿起许可，手在抖，许可上的公章是红色的，像血。母亲哭着抱住阿玛莉，说“我的傻孩子”，阿玛莉没哭，只是盯着窗外，那里有一只野鸡飞过，飞得很高，很远。【注释】阿玛莉以牺牲尊严换取许可，野鸡的高飞与她的处境形成反差，暗含对自由的复杂诠释——自由的获取有时需付出沉重代价。

离开村子的那天，邻居们都来送，脸上带着笑，可眼睛里没有光。阿玛莉坐在马车上，看着村子越来越小，看着父亲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她怀里抱着母亲缝的嫁妆，布上的血渍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她想起那个办事员的笑，想起猎人手里的野鸡，想起自己的眼睛。她知道，她就像那只野鸡，飞出了一个笼子，可能还会掉进另一个笼子，可她还是要飞，因为野鸡生来就该在天上飞。

2. 独腿旅行的人

柏林的街道很宽，人很多，每个人都在走，走得很快，像被风推着。我站在街角，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的街道像一张网，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来柏林是为了找他，他说会在火车站等我，可我等了三天，他都没出现。

我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间很小，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巷子里有个卖花的老人，每天都坐在那里，卖的花是雏菊，黄色的，像小太阳。我每天都买一朵，放在窗台上，看着它慢慢枯萎。老人说“花和人一样，都有寿命”，我说“人比花惨，花枯萎了，明年还能开，人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老人没说话，只是给我递了一杯热咖啡，咖啡的温度从手心传到心里，暖得我想哭。

我每天都在柏林的街道上走，走过勃兰登堡门，走过菩提树大街，走过每条我能想到的街道。我看见很多人在笑，可他们的笑像面具，摘下来就是一脸的疲惫。我看见一对情侣在吵架，女孩哭着说“你根本不爱我”，男孩说“我只是太忙了”。我想起他，想起他说过的话，他说“等我们到了柏林，就再也不分开了”。可现在，他不见了，像蒸发了一样。【注释】以柏林街头的众生相映衬“我”的孤独，外界的喧嚣与内心的失落形成对比，凸显漂泊者的精神困境。

有天晚上，我在一条小巷里遇见了一个独腿的男人，他拄着拐杖，手里拿着一把吉他，坐在地上唱歌。他唱的歌是用罗马尼亚语唱的，是我小时候听的歌谣。我停下来，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说“你是从巴纳特来的吧”。我点点头，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他也是从那里来的，因为战争，丢了一条腿，来到柏林，靠唱歌为生。他说“在异乡，能听到家乡的歌，就是幸福”。

我和独腿男人坐在巷子里，听他唱歌，听他说家乡的事。他说巴纳特的麦子熟了，金黄一片，风吹过，像海浪。他说家乡的河还是那么清，能看见水底的石头。他说他想回家，可他没有腿，回不去了。我看着他的独腿，裹着厚厚的绷带，想起家乡的路，想起父亲母亲的脸，想起他的承诺。我突然明白，我找的不是他，是家乡，是我丢失的根。【注释】“独腿”象征漂泊者的残缺——身体的残缺与精神的无根状态相互呼应，揭示移民群体对故土的眷恋。

我买了一张回巴纳特的车票，离开柏林的那天，卖花的老人给了我一束雏菊，说“回去吧，家乡的花更艳”。独腿男人来送我，他弹着吉他，唱着家乡的歌谣，歌声在火车站里回荡。火车开了，我看着柏林的街道越来越小，看着独腿男人的身影越来越小，看着那束雏菊在阳光下开得很艳。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来柏林了，因为我的根不在那里，我的根在巴纳特，在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五、《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长篇小说）

制衣厂的缝纫机声像一群蜜蜂，嗡嗡地叫着，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我的手指在布料上翻飞，缝着那些要运往意大利的裙子。裙子是粉色的，很艳，像天边的晚霞。可我知道，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而我，只能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每天在缝纫机前坐十个小时。

我在一条裙子的口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等你”。我不知道要等谁，只是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像给远方的人寄了一封信。可就是这张纸条，让我丢了工作，被指控在工厂卖淫。他们说“你在裙子里塞纸条，是在勾引外国人”，我说“我只是想写点东西”，他们说“你的话是谎言，我们只看证据”。证据就是那张纸条，那张写着“我等你”的纸条，像一把刀，把我的生活割得粉碎。【注释】“我等你”的纯粹表达被曲解为“勾引”，体现极权下语言的异化——个体的情感表达被政治化解读，成为迫害的借口。

秘密警察的盘问像一场无休止的暴雨，浇得我喘不过气。他们问我的家庭，问我的朋友，问我的每一个举动，问我有没有和外国人来往，问我有没有反动思想。他们的问题像针，一针针扎进我的心里，让我无处可躲。有个警察说“你只要承认错误，就能回家”，我说“我没有错”，他说“你会认错的”。

我每天都要去警察局报到，走在那条路上，我能感觉到很多眼睛在盯着我，那些眼睛像刀子，割得我浑身疼。邻居们不再和我说话，看见我就躲，像我身上有瘟疫。我去买面包的时候，面包店的老板把面包扔给我，说“快走吧，别在这里碍事”。我拿着面包，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抛弃的狗，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未来。

玛丽亚是工厂里和我最好的朋友，她偷偷来看我，给我带来了一件新的工装，说“别灰心，事情会过去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怕被人听见。我说“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她说“我们都在帮你，很多人都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看着她，眼泪就掉了下来，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还有人相信我，还有人愿意帮我，这就够了。【注释】玛丽亚的支持是绝境中的慰藉，体现极权下个体间微弱却坚韧的联结，对抗普遍的冷漠与恐惧。

盘问还在继续，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刁钻，越来越刻薄。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愿面对自己的错误”，我说“我没有错误，我只是想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写字”。他们笑了，说“自由是奢侈品，不是你能拥有的”。我没说话，只是盯着他们的眼睛，那些眼睛里没有光，像深不见底的黑洞。我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眼睛，我能看见光明，我有嘴，我能说出真相，我有心，我能感受到疼痛和温暖。

有天早上，我去警察局报到的时候，发现门口围了很多人，都是工厂的工人，他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她是无辜的”。玛丽亚站在最前面，看见我，朝我挥手。警察们出来了，看见这么多人，愣了半天。一个领头的警察说“我们会重新调查的”。我看着那些工人，看着玛丽亚，看着他们脸上的坚定，突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渴望自由，渴望真相，渴望公正。

调查结果出来了，他们说我是无辜的，恢复了我的工作。我回到工厂，缝纫机的声音还是那么响，可我觉得很亲切。我又开始缝那些粉色的裙子，在一条裙子的口袋里，我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都在等自由”。我知道，这张纸条可能还会带来麻烦，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等，在盼，在努力。【注释】以“我们都在等自由”替代“我等你”，个体的期盼升华为群体的诉求，凸显反抗精神的传递与生长。

六、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你带手绢了吗？》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常对我说“你带手绢了吗？”。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出门一定要带手绢。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手绢是必需品，它可以擦眼泪，可以擦汗水，可以擦伤口，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温暖和安慰。

语言就像手绢，它可以承载我们的情感，可以记录我们的经历，可以传递我们的思想。可在有些时候，语言会被污染，会被扭曲，会被用来撒谎，用来欺骗，用来压迫。当词语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当说话变成了一种危险，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寻找新的语言，寻找那些没有被污染的词语，寻找那些能表达真相的方式。【注释】以“手绢”喻指语言的本质功能——承载人性温度，同时点出极权下语言被异化的困境及个体的语言抵抗。

我生长在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恐惧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我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自由思考，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伪装，学会了在夹缝中生存。可沉默不是没有声音，沉默是另一种语言，它在诉说着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反抗。当我们无法用嘴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用笔说话，用文字说话，用那些看似平淡却充满力量的文字，诉说我们的故事。

我的文字里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绝望，可也充满了希望。因为我知道，只有正视苦难，才能走出苦难；只有承认恐惧，才能战胜恐惧；只有经历绝望，才能拥抱希望。我的文字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记录，为了纪念，为了那些在苦难中逝去的人，为了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为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

有人问我，写作是什么？我说，写作是一种抵抗，是对遗忘的抵抗，是对压迫的抵抗，是对冷漠的抵抗。写作让我们记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事，让我们坚守那些不该被放弃的底线，让我们保持那些不该被泯灭的人性。写作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在孤独中感受到温暖。【注释】明确写作的“抵抗”本质，将文学创作与对抗极权、守护人性紧密相连，升华创作的意义。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过这个奖项，我知道，这个奖项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在苦难中坚守真相的人，属于所有用文字反抗压迫的人，属于所有渴望自由和公正的人。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你带手绢了吗？”，现在我可以回答她，我带了，我不仅带了手绢，我还带了我的文字，带了我的真相，带了我的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用手绢擦眼泪，再也不需要在文字里隐藏我们的思想，再也不需要在恐惧中生存。我希望，有一天，语言能恢复它本来的样子，能自由地表达，能真诚地交流，能温暖地传递。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带着手绢，带着微笑，自由地走在阳光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后，我想对所有的人说，无论你身处何种困境，无论你面临何种压迫，都不要放弃希望，都不要放弃抵抗，都不要放弃自己的语言。因为希望是灯，能照亮黑暗；抵抗是剑，能劈开枷锁；语言是桥，能连接心灵。只要我们心中有光，手中有剑，口中有桥，我们就一定能走出困境，拥抱自由，迎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