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力到生产力：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孕育关键技术突破

10月31日下午，由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发起，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承办的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第二届“1+5”智库学术交流活动暨青年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来自“1+5”智库8家单位的10位青年研究人员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推出系列推文以飨读者。本期分享的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蒋娇燕的研究观点。

新质生产力呼唤制度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并非简单的技术堆叠，而是以原创性、颠覆性突破重塑要素组合方式，使效率、质量与安全同步跃升，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技术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必须穿越从实验室到量产、从样品到商品的“死亡谷”，而跨越这道深渊的桥梁，正是制度。传统举国体制曾以“两弹一星”奠定大国重器根基，但在市场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今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一次新的校准。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大科学时代创新范式变革的战略选择，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的资源统筹优势，强调市场化配置与常态化治理的动态平衡，通过重构政府与市场协同关系，整合多元主体，破解科研组织难题。

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典型案例

新型举国体制在实践中已孕育出众多成功案例。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历程堪称典范。从满足国防安全对自主可控系统的迫切需求起步，到应对新世纪高精度、高动态导航的新挑战（如攻克高精度星载原子钟技术），再到解决应用产业瓶颈（如卫星导航芯片），政府部门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前瞻布局形成技术优势、政策引导加速产业化、实施“整合式创新”降低风险与成本、建立自上而下高效的任务传导机制，以及采用针对性的科研管理办法应对时间约束，北斗系统最终实现了从技术追赶到局部领先的重大突破。放眼海外，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施的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也是以举国之力推进官产学研结合的经典案例。该项目旨在弥合日本当时面临的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鸿沟并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官产学研合作模式推进创新联合攻关模式，辅以灵活的组织方式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项目聚集了存在竞争关系的行业领军企业，建设聚焦共性的基础研究的联合实验室，最终取得了数百项专利和突破性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了日本集成电路产业的整体水平。经验表明，当市场出现单个企业无力承担巨额前期投入，又担心技术外溢的“集体行动困境”时，政府以“有限出资＋规则设计”介入，可显著降低研发风险与交易成本，以“举国机制”攻克关键难题孕育形成先进生产力。

三大议题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实现技术突破的“制度桥梁”

如何让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力孕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三个核心议题：战略目标、多元协同、机制闭环。首先，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明确有限的战略目标。强调技术属性与任务目标对齐：重大战略技术、共性关键技术、追赶阶段技术所需的资源密度、组织方式、容错空间各不相同，必须“一技一策”。其次，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多元主体和要素的协同调配。强调绘制“国家实验室—区域创新中心—行业龙头—关键团队—科技金融”多维主体谱系，实现人才、资金、设施、数据等主体要素的整合与高效配置。再者，需要把组织、运行、激励、评价、保障五大机制串成闭环，要求清晰的组织机制，主管部门用“任务式指挥”替代“流程式审批”，以“一项一策”明确里程碑、预算调剂、风险免责“三张清单”；项目运行中，强调最终用户的提前介入，第三方与国际同行同步评估，红黄绿灯预警与熔断制度随时纠偏；激励机制上，基础研究看原创高度，技术攻关看瓶颈突破，成果转化看市场价值，年薪、股权、分红、荣誉“组合包”让不同禀赋的科研人员各得其所；保障层面，战略科技力量白名单在用地、用电、仪器采购、数据出境等环节开启绿色通道，甚至设置风险补偿基金为银行兜底，失败成本由社会共担，成功收益由市场共享。

制度弹性一旦具备，创新韧性就会显现。从两弹一星到北斗三号，从日本VLSI到中国高铁、国产大飞机、新冠疫苗，历史反复证明：技术突破是结果，制度演进才是根源。新型举国体制的真正魅力，不在于“政府多投钱”，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让多元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把组织力系统性地嵌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最终变成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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