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只有1.3万，阎锡山坐拥20万大军，为何还向蒋介石求援？

一九三六年初春，山西的气氛十分紧张。阎锡山站在太原官邸的窗前，沉默了很久。他是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地方军阀，这时却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他常说自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意思是必须同时防备三个方面的压力：蒋介石的中央军、日本军队，还有陕北的红军。

就在这个时候，黄河对岸传来消息，红军正在集结。阎锡山整夜研究地图，最后做了一个让部下意外的决定：邀请中央军进入山西，帮助防守。

阎锡山能够长期控制山西，是因为他熟悉当地情况，并且善于应付各方势力。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他才二十八岁，参加了太原起义，后来被推举为山西都督。从那时起，他就把山西当作自己的地盘。

随后他建立了山西省银行，扩大了太原兵工厂，还推行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这些措施使山西成为当时中国少数拥有工业基础的省份。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一度逃到大连，但不到两年又回到山西，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就在阎锡山努力维持在各方之间的平衡时，一九三六年二月，黄河还结着冰。一万三千名红军分成两路悄悄渡过黄河。一路奔向晋南平原，另一路开进吕梁山区。

阎锡山的晋绥军依靠事先修建的碉堡，试图阻挡住红军。但红军行动灵活，他们白天隐蔽，晚上出击，连续攻占了几座县城。在汾阳地区，红军打开地主家开仓放粮。

在短短十几天内，就有上千名当地青壮年加入红军。到三月中旬，红军已经在山西腹地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权，招募了八千多名新兵，筹集了五十万银元。阎锡山每天收到战报，经常深夜独自对着地图思考。

看到红军势力不断壮大，阎锡山召集将领开会。晋绥军的将领分成两派，争论激烈。有人主张坚守待变，有人建议向南京求援。

听完大家的意见，阎锡山缓缓站起来说：“现在有两个祸害，我们只能选择危害较小的那个。”四月初，他派亲信带着密信前往南京，承诺只要蒋介石派兵解围，他就接受中央的整编方案。

蒋介石收到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山西的危机，正是我们的机会。”他马上命令陈诚率领十五万中央军北上，同时给阎锡山回电，表示将全力支援。然而阎锡山看到回电时，苦笑着对幕僚说：“这就像一杯毒酒，但不喝就会渴死。”

一九三六年五月，陈诚率领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进入山西。这些士兵配备德式火炮和最新无线电台，与穿着简陋的晋绥军形成对比。阎锡山亲自到介休迎接。宴会上，陈诚举杯保证，十天之内一定击败红军。

但私下里，中央军的参谋人员开始勘测山西地形，并秘密接触晋绥军军官。红军见形势有了变化，于五月五日撤回陕北。这次东征虽然结束，但带走了大批山西青年，并在当地留下了数百名地下工作者。

阎锡山本以为山西的危机已经解除，但很快发现中央军以清剿红军残余力量为借口，控制了同蒲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六月间，他注意到陈诚的参谋人员经常前往晋南各县，连重要的铁路桥梁也由中央军把守。

更让他气愤的是，中央军情报人员开始接触当地士绅，一些晋绥军将领还收到南京方面的私下邀请，而这时蒋介石亲自来电，要求把晋绥军整编为中央军。

七月的一个傍晚，阎锡山在太原私宅召见心腹杨爱源。书房里只亮着一盏台灯，昏黄的光线照在墙上的军事地图。阎锡山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出几个位置：“这些关键地点，都被客人占据了。”杨爱源沉默片刻，建议加强晋绥军内部的管控。

这次谈话结束后，阎锡山开始整顿自己的部队。八月，晋绥军进行了人事调整。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被调往军事参议院担任参议，这个职位听起来不错但没有实权。他的指挥权交给了副手。

这次人事调动在晋绥军内部引起不少议论，但这些高级将领们都明白其中的含义。与此同时，阎锡山派人成立政治研究小组，召集山西大学的师生和进步青年，定期在太原精营西边街的一处院子里聚会，秘密研究山西时局的变化。阎锡山偶尔也会参加这些讨论，有时还会插话问几个具体问题。

进入九月，阎锡山收到一封来自陕北的信。信中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中央军长期驻扎对山西自治的威胁，同时提出合作建议。阎锡山反复阅读这封信，随后召集手下接连开会。

经过激烈争论，阎锡山作出最后决定：和陕北红军私下建立起联系。他派出表侄梁化之前去延安，还带去了具体的合作方案。在山西吉县一处秘密地点，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即在保持山西现有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共同对付中央军带来的压力。

这时秋意渐浓，双方合作之后，山西的政治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十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进行改组。这个原本松散的组织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会员，开始建立基层组织。

许多进步青年加入其中，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同时，山西新军开始筹建。这支部队采用新的编制和训练方法，军官多为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年轻人。阎锡山也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双方合作带来的这些新变化。

他每周听取牺盟会的工作汇报，亲自审阅新军的训练计划。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对部下说：“时代在变，我们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

冬天来临，山西的政治气候继续变化。部分中央军开始陆续撤离驻防区，阎锡山面对的压力逐渐减轻。这时的阎锡山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行，而农村也出现了群众进步组织。

十二月，阎锡山在绥靖公署召开年度总结会议。各部门负责人依次汇报工作，内容涉及军事整训、经济建设、教育发展和民生改善。会议从清晨开到深夜，阎锡山始终仔细在听，不时还提出问题。

散会后，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反复想着当初自己的那个决定。表面上，红军东征部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而他的晋绥军有二十万，虽然双方兵力悬殊。但是阎锡山清楚的明白，这支灵活善战、擅长发动群众的红军，足以在山西内部搅乱他经营多年的地盘。

而更大的威胁，则来自以“援助”为名、长驱直入山西的中央军。请蒋介石出手，无异于引狼入室，但他想了很久，还是认为红军的“心腹之患”和中央军的“肘腋之患”相比，南京方面还能够暂时周旋。

他的这一求援，虽解了燃眉之急，但让南京势力名正言顺地渗透进了山西，改变了他和山西的未来命运。这个艰难的选择，正应了他那句话，他终究没能从“三个鸡蛋”上安然走下，为了应对其中一个，他不得不踏碎了维持多年的平衡。